族毫无疑问了一部分的个人，然而，历史地看，在传统社会，族是个人的立身之根电影《白鹿原》的上映，让观众对这部作品的故事背景——传统“士绅—族社会”的治理形态有了直观了解的机会。受“五四”以来历史叙述与巴金“家春秋”等小
说的影响，今人对传统社会的士绅群体与族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个刻板的印象，即认为士绅与族是“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与组织机制，而“封建礼教”则如鲁迅所说，是“吃人”的。《白鹿原》则展现了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士绅群体形象与族治理秩序，原著中的朱先生就是一位寄托着作者对士绅美格之想象的灵魂人物（可惜电影将朱先生这个人物删掉了），他主持白鹿书院、体恤灾民、订立乡约、以礼化俗，体现了传统士绅致力于礼俗秩序构建的理想。文学作品是虚构的，不过朱先生有历史原型，那就是晚清的关中大儒牛兆濂先生。光绪二十七年，陕西，牛先生亲力主持赈恤；二十九年，关中再遇，牛先生每顿以藜藿充饥，说“饿殍载途，吾忍饥乎”！这样的德行，在传统士绅群体中并不鲜见。尤其是关中一带，自北宋大儒张载建立关学以降，关中儒者对民间“教与养”的重视，有着十分深远的传统。将士绅与族想象成“吃人礼教”者的朋友，也许应该了解一下：为什么包括张载在内的宋代要提出重建族、修复法。北宋立国之初，由于刚刚历经过五代战乱，原来维系秩序的士族门第已经，社会陷入失序当中，以致“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父在已析居异籍，亲未尽已如人”。对于主要依靠理联结起来的传统社会来说，族之不存，即意味着社会的溃散。鉴于此，张载、程颐等北宋才呼吁“收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重建社会礼俗秩序。在族重建的实践层面，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可谓是典范。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以个人官俸所得，在原籍苏州吴县购置良田十多顷，作为族内公益基金（义田），义田每年收取的租米，用于赡养族人、供养族学（义学），又设立管理范氏族公益基金的机构（义庄），制订《规矩》十（族规）。从北宋至清代，范氏义庄维持了八百年，无数范氏子孙从中受惠。站在现代个人主义的立场看，族毫无疑问了一部分的个人，然而，历史地看，在传统社会，族是个人的立身之根。族的功能，可以这样概括：以族谱和祠堂为族人提供基于血缘与伦理的共同体认同；以义田与族学为族人提供公共救济与福利；以族规与族内权威发展出一个相对于国家的民间自治架构。可以说，族使个人不再孤立无援，也不致于丛林状态。重建族只是宋代士绅构建社会优良秩序的组成部分。张载还计划在关中“兴学校，成礼俗，救菑恤患”，经过关中理学家群体对礼俗的，关中一带逐渐形成了敦厚、和睦的风俗，张载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中国第一个完全自发、自治的村社共同体——吕氏乡约，由张载的吕大钧创立于关中的蓝田县，实现了乡人之间“德业相劝、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自治目标，吕大钧因此获得老师张载的称赞：“秦俗之好化，和叔（大钧）有力。”曾有朋友问我：即使传统社会中的族组织有你描述得那么好，但还是有两个问题未能解决：其一，族提供的救济与是对内不对外的，族组织之外的人何以受惠？其二，既然有族，就必有大族、小族，大族小族怎么办？我想，这样的问题也一定摆在以前的士绅面前。而事实上，我们的先贤已经给出了方案并付诸实践。南宋士绅设立的乡曲义庄，即提供了跨族的救济；乡约则提供了协调族间关系的机制。清代福建长乐县梅花里成立的乡约是一个范例。梅花里原本是一个治理秩序溃坏的地方，“大族巨姓势豪，日肆其凭陵；单室寒门宵小，亦滋其狡伪”。道光七年（1827年），当地的乡绅决心改变这种情况，便联合各姓族长、耆老，成立梅花里自治组织，“建设乡约所，举乡族长董事，并议明约束规条”，梅花里因此风俗渐厚。许多朋友囿于成见，要么将传统社会想象为“一盘散沙”，要么将传统社会想象成法阴影下的族机构，有趣的是，这两种指向相反的想象往往并存于同一个人的历史叙述中。但如果我们愿意像看电影《白鹿原》一样去看士绅群体忙碌于社会构建的身影，将会发现我们的前辈、先人们并不缺乏组织社会自治的理想、智慧与成就。（吴钩历史学者）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