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美国社会中一个较大的学术群体，美国历史学家的中国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美国知识的中国观具有很大的参照意义。最权威的美国史学刊物——《美国历史评论》——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章便从一个极为重要的角度展示了关国史学界的中国研究在最近十年的主要线索：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左右着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和对外交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综合国力的增强、、澳门的先后回归、经济领域与国际标准的进一步接轨，所有这些变革都毫无疑问地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与的家、战略家一样，历史学家也对中国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弄清近十年来美国历史学家的中国研究所呈现的主要脉络，本文特别选择了《美国历史评论》在此期间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章作为考察对象。笔者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有三。其一，《美国历史评论》是美国历史协会的“机关刊物”，既代表了美国历史学的最高水平，也是美国史学界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术刊物。其二，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历史评论》对中国的关注程度显著上升，每年均有一两篇相关文章刊载其上，几乎与该对欧洲的关注程度相当。第三，历史学家是美国社会中一个较大的学术群体，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至少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人的中国观。笔者考察了1990—2000年间《美国历史评论》所发表的中国问题文章。这些文章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一一特别是思想一一左右着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本文拟按照中国研究文章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从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中国的世界地位问题、中国的社会问题三个方面论述美国历史学家是如何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
民族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战争和法国大。自此以后，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界定就从未停止过。尽管如此，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不外乎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族主义必须以具体的民族国家为奋斗目标或存在基础；第二，国家拥有共同的文化意识、历史传统、甚至共同的语言是民族主义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根本；第三，具有主权的民族是国家尽忠的对象。简言之，民族主义建立于特定区域内的拥有共同的文化意识、历史传统和民族语言基础之上，以建立或者捍卫主权国家为首要目标。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应当是民族主义的产物。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在本文重点研究的12篇文章中，5篇文章明确地以中匡民族主义为主题，另外两篇间接涉及到了该问题。因此，从1990年到2000年间，《美国历史评论》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章中至少一半以上探究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同题。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和文化传统，中国民族主义出现的时间大大晚于大多数国家。学术界普遍认为，20世纪初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之时。美国历史学家考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时间范围就集中在这一时期。美国历史学家在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时倾向于强调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的根深蒂固及其潜在的扩张性。
对于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而言，对国家主权的争取和是其核心所在。所谓主权，就是一个自行制定法律并管理所国家的。美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中已经包含着较为明确的主权意识。天朝观念则是这种意识的确切体现。乔安娜·韦利一科恩(JoannaWaley-Cohen)以清朝乾隆对待技术的态度为例，说明中国的天朝观念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较为明确的主权意识。乾隆在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的马戛尔尼伯爵(LordMacartney)使团时曾经来访者，中国不需要英国和整个欧洲的制造技术及其产品。韦利—科恩认为，乾隆的此番并不代表着中国从来都对技术不感兴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早在清朝初年．康熙就对实用技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及至乾隆年间，会传教士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在朝廷的许可下帮助中国革新技术。传教士甚至亲临清朝边疆平乱前线，辅佐清军作战。然而，清廷很快意识到，传教士的影响剧增必将危及朝廷对中国的，加之欧洲内讧使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会遭到打击。清朝便在18世纪末宣布不再欢迎欧洲传教士的涌人。乾隆的就是在如此背景下做出的。欧洲人再次成为只能对中国天朝制度膜拜的外夷。韦利一科恩分析道，中国急于修复天朝体制的行为表明：“中国人及其者一致反对向任何外来者割让或主权……这种态度必须与孤立主义、对(技术)革新的……以及不化的优越感……区别开来”。[1](P1525-44)清朝显然是因为感受到了传教士和马戛尔尼使团对其中国的冲击才作出上述决定的。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乾隆的根本动机在于王朝利益。但中国王朝自身利益的深层根源却在于中国传统中的天朝秩序思想。这与法国人佩雷菲特所提及的极权者大多受个人野心的情况有着本质的差别。[2](P615)我们在此还必须将主权意识与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因为韦利一科恩显然仅仅谈论了中国传统中的主权意识，而非中国的民族主义。主权意识是相对静态的概念，而民族主义则是捍卫或争取主权的动态过程。乾隆修复天朝体制的成功由于暂时消除了中国传统主权意识所面临的挑战而延缓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近现代民族主义才出现在列强对中国天朝观形成有效冲击的近代，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对传统主权意识的也使中国民族主义未与欧洲民族主义一样建立于对传统思想的彻底否定基础之上。这种观点既为韦利一科恩所，也为其他学者所认可。美国大学的历史学家普拉森吉特·杜阿拉(PrasenjitDuara)就是其中之一。杜阿拉在1997年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出现于20世纪初的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只是中国人通往普世理想的一个台阶。杜阿拉特别指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乃普救论的延续。如此产生的所谓“救世”民族主义强调世界的和新生。尽管它从表面上看似乎忽视了中国的自主，但却以推广中国传统思想的方式促进了中国主权的向外延伸。[3](P1033)
杜阿拉文章的更大意义在于代表了《美国历史评论》近十年来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第二大鲜明特征，即中国民族主义具有外延性。但我们应该明确，历史学家不是家或者战略家，其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外延性不能等同于某些美国家所鼓吹的中国扩张论。杜阿拉相信。中国民族主义的外延性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在列强日益着中国主权观念的传统根基时发生的。中国民族主义在此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本能反应，因而具有保守性。然而，在另外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护卫者感觉到了的确切存在以及中国在捍卫天朝主权观问题上的力不从心，他们想到了利用东方世界遭受世界的共同经历，借世界之名重整中国的传统。在这一层面上，20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又具有向外输出价值观念的“扩张”性。例如，康有为于1918年在山东成立的“大同会”就以“推广价值观”为旨。康有为并不反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但他认为国家存在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没有阶级、性别、文化与民族差异”的“大同”世界。这样一来，康有为的“大同”意识实际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存在意义。据信，将“大同”理想置于国家之上的思想，在孙中山那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据杜阿拉考证，1924年，孙中山曾在日本的发表过一次重要。孙中山在此次中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概念，号召亚洲“有色的民族”以共同的文化为纽带团结起来，用中华帝国所体现的亚洲“”对抗的“”。[3](P1035，1039)另外一位历史学家丽贝卡·E·卡尔(RebeccaE．Karl)则从20世纪初期中匡知识关于“亚洲”一词的使用和论述中发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相同的发展轨迹。[4](P1096—1118)
这些研寒表明，中国民族主义的外延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者在军事和文化入侵的过程中所做出的非反应。正是因为反应的非，处于初始阶段的中国民族主义实际上偏离了民族主义的正常发展途径，即国家主权与民族意识的齐头并进。然而，《美国历史评论》近十年来所发表的直接涉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文章显示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不但未能彰显中国的国家主权．而且在培养中国民族意识方面也无大的作为。就连孙中山这样一位充满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先行者也不得不以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为条件换取日本人对“大亚细亚主义”的认同。日俄战争是在中国国土上中国主权的一场战争。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主权观的影响之深和中国早期民族主义的严重局限性。
尽管如此，上述研究仍然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实际上，单纯追求传统思想的重塑和推广的所谓“救世”民族主义无法代表中国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主流。“救世”民族主义不但具有脱离历史现实的缺陷，而且还不时地遭到以建立主权民族国家为目标的主流民族主义运动的打击。杜阿拉就曾提到“救世”民族主义团体被国民一事，源起子与主流民族主义的背道而驰。[3](P1035)但杜阿拉与本文所考察的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没有将主张现代主权观的民族主义作为中国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导趋势。对思想外延性及其对亚洲国家所拥有的潜在力的强调虽然不能说是历史学家对中国的所致，更不可理解为冷战思维的遗留产物，但至少反映了历史学家以文明类型划分世界的趋势有所加强。
美国历史学家将中国国家实体的延续和植根于以天朝体制为核心的传统思想之中。这决定了中国的近代世界地位首先体现在中国逐渐丁在亚洲以思想为基础的传统主导地位。数位历史学家在谈论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时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一问题。杜阿拉笔下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思想以及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都是中国试图向外输出价值观以图重整中国国威的具体表现。丽贝卡·E·卡尔以更加详细的笔触分析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眼中的中国世界地位。丽贝卡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审视自己的世界地位是在清王朝存在的最后十年之内，即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11年清廷退位。“亚洲”一词在中国知识话语中的变化记载了中国界地位意识的演变轨迹。“亚洲”在汉语里的最初称谓是“亚细亚”。据卡尔考证，“亚细亚”是在17世纪时由欧洲会传教士引人中国的。但该词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都只是一个含义模糊的音译词。即使魏源在1844年出版的《海国图志》一书中，人们也无法找到有关亚洲的专门章节：魏氏仍然沿用中国传统中以“海”划分世界的方法。19世纪末出现并被迅速接受的“亚洲”一词表明，中国人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国视野中，“亚洲”不仅仅是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而且还包含了浓厚的文化信息。在卡尔看来，对后来历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信息源于中国人亚洲种族概念的兴起。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人的亚洲种族意识经历了从“同文”到“同”的演变。所谓“同文”，是指中国和日本同屆一个文明。在中国人眼里，“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文化借鉴显示并证明了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从属地位”。日本的逐渐西化以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意识到，中国的文明体系已经无法日本的离心倾向。以肤色和遭受侵略的共同经历为基础的亚洲“同”概念随之出现。“同”概念所包含的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主导地位和文化输出意识。尽管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仍然根深蒂固，但中国知识正在逐渐将重整中国地位的希望寄托在“同”亚洲国家的支持和协同斗争上。例如，1898年美国殖民的菲律宾人就被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知识欢呼为黄种人白种人的。[4](P1100—1102，1105)
卡尔的分析表明，中国人的世界意识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决定了国人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认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和中国知识依然天朝观念下的中国优越情结；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列强的步步进犯和日本迅速西化的现实。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在中国优越性问题上做出，力促国人向“同”的其他亚洲民族学习，以曲线方式国家于危亡之际。因此，当中国步人现代世界之初，中国优越情结遭到削弱，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主导与从属关系也被过来。为图中国自救而采取的向他国借鉴经验并正视现实的态度成为中国界意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的不但使刚刚世界舞台的中国沉溺于诸如“大同”世界、“大亚细亚主义”、亚洲“同”等幻想之中，而且还使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知识精英以及各届将政策重心放在了国内思想的统一和与拥有相似历史经历的国家之间的联合上。因此，“重视东方，忽视”成为美国历史学家笔下中国世界地位的另外一大特征。阿瑟·沃尔德伦(ArthurWal&on)通过考察中阀制度的演变，既了中国在20世纪前几十年无暇跻身世界国家之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说明了导致中国并最终忽视的关键现实因素。中国本无“军阀”一说，但清朝的使地方急剧膨胀，陈独秀于是在1918年率先使用该词以指代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混战不但完全了中国的社会秩序，了中国处理外部事务的手脚，而且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陈独秀认为，中国唯有军阀、建立中央才能实现统一。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辩称，中国可以依赖军阀之间的自愿联合逐步实现统一。沃尔德伦认为，尽管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但均未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他们的论战集中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两大关键要素，即“个人的责任和中央与地方相互关系的问题”。“陈强调了个人作为集中者的作用，他因此实际上支持采用郡县体制中国；胡则封建传统所代表的分权思想”。因此，陈、胡二人及其所代表的两派的争执集中在如何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实现国内思想和上的统一。而试图实现的统一仍然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反对军阀的阵营从一开始便将军阀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反对阵营在中的巨大影响无疑加剧了中国社会对世界的。[5](P1073—1099)
威廉·罗杰·易斯(Wm．RogerLouis)对问题的研究从另外一个侧面突出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中国现代外交的影响力。易斯以1945—1949年中国更迭时期中英两国家对问题的关注为切人点，探讨了英国能够在战后继续占领的深层原因。当然，战后初期美国在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英国继续占领到支持英国的转变。这毫无疑问为中国收复设置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英国日益强硬的姿态是不容忽视的另外一大原因。然而，易斯认为，当时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在问题上的立场坚定了英国的强硬。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乐于利用英国占领下的运送大批军队到中国内战前线，而对于深处西北、在国内力量对比中尚处于劣势的而言，根本就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迫切问题。易斯对于的立场评论道：
简言之，毛()从中央帝国的角度看待世界，认为中国本土远比边缘或者边疆地区重要。包括英国、美国、甚至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似乎相当遥远。毛和他的人满足于能为中华人民国提供技术、资本投资、及至中国三分之一的外汇收入和重要的金融服务。毛的现点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其影响延伸至1997年7月交接之时。[6](P1056)
我们可以不同意易斯的分析，但却可以看出其在中国的世界地位问题上与其他学者的根本一致性。此处的一致性是。中国的家更愿意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出发，以一种既注重实际又远离尘嚣的姿态看待世界态势。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在20世纪至少一半的时间里为何总是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
由于近来《美国历史评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普遍关注．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同样被打上了传统思想的烙印。换言之，中国的传统思想不但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和中国看待世界的角度，而且还是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就笔者所考察的历史学家而言，对中国社会同题的关注大致沿着两大方向进行：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
突出中国当前社会政策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之间的巨大相似之处，是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当代社会问题历史根源时所体现的最大特征。曾与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一道撰写《新编中国史》(China：ANewHistory)的默尔·戈德曼(MerleGoldman)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这种关注模式。戈德曼在文章一开始就表明了他的立场：“他们(和他的继任者)实行的中国经济市场化和中国社会向的政策所造就的中国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而不是毛()时代的中华人民国拥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尽管此文严格地讲只是一篇回顾与综述文章，但作者显然是赞成他所评述的观点的。戈德曼从中国的政策、化进程、市民社会的建立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首先，戈德曼认为，开始实施的中国富强政策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中国自强运动。当时的革新派力图通过发展经济与技术使中国赶上国家的发展水平。除此之外，当代中国还借鉴了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所谓“后思想”邻国的发展经验，实行土地、市场经济和出口贸易等政策。其次，中国在村民选举和扩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限方面也延续了19世纪末的运动。按照戈德曼的解释，早在1907年。天津就实行了第一次式选举，而到1909年，这种选举方式已在中国全国推广。至于立法机构的权限问题，戈德曼同样，清朝末年的者已经开创了通过选举产生国家议会并以国家的先例。第三，市民社会的逐步建立也得益于清末者的。所谓市民社会，即由在之外的相对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决策的社会团体所组成的社会公共区域。戈德曼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思想源于梁启超的大力。[7](P153—64)因此，19世纪末以在变幻的世界格局中传统封建秩序为主要目标的维新运动和洋务运动却为中国当代的社会政策作了铺垫。戈德曼不时地对中国缺乏“体制的化”表示“遗憾”，这进一步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中国现行的视为封建维新运动的翻版。这种观点忽视了两场运动在产生背景、发起者、社会和根本动机方面的本质区别，因而是片面而不妥当的。
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则是美国历史学家近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所体现的最大特征。《美国历史评论》2000年12月举行的“中国历史上的性别与男性”论坛集中反映了这种研究趋势。在性别问题上，中国历史突出了男尊女卑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历史学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女性所遭受的歧视及其社会地位上。论坛则独辟蹊径，从男性社会角色的角度剖析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苏珊·曼(SusanMann)从宏观的角度勾画出了中国男性在传统社会中的三大角色区域：家庭、帮会、友谊。在这三大区域中，男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与同性的交往中度过的。中国传统家庭的家长以延续香火为首要任务，男性家庭顺理成章地成为家庭的决策者．男性的交往范围也被限定在父亲与儿子以及兄弟之间。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使无数男性涌人城市谋生。在缺乏家庭而又孤立无助的情况下，男性往往结成帮会。而同乡、同师门、同年应试、同学等关系则通常会为男人之间的友谊奠定基础。[8]阿德里安·戴维斯(AdrianDavis)的研究探讨了男性在家庭兄弟关系中的角色。戴维斯发现，中国传统家庭中不但男女之间存在等级，即使在兄弟之间等级同样森严。年长的兄弟常常被父母赋予更大的家庭决策权。即使在犯法之后接受法律惩处的问题上，清朝的律法和司法机构也从轻的原则。[9]李·麦基萨克(LeeMclsaac)以中国抗战首都重庆为例，分析了中国帮会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袍哥”组织是当时重庆规模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帮会。尽管．袍哥”组织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结拜兄弟为榜样替，但其内部的等级制度仍然十分严格，“大哥”的地位不窖挑战。[10]诺曼·库切(NormanKutcher)则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男人之间纯粹基于友谊的交往进行了研究。库切认为，在中国的文化中，以平等自愿、共度为特征的男性友谊关系之所以长期受到知识和的反对和排挤，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此类关系的存在有悖于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和国家体制，并会对后者构成潜在的巨大。[11]
测试我的另一半
论坛文章的焦点尽管不一，其结论却是一致的。强调等级尊卑、中央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深刻而彻底的影响。不但男女之间的尊卑界线不可逾越，长期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之间同样如此。论坛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性的主要活动区域无不按照君臣、父子、男女、长幼的等级秩序组织．只要男性群体不逾越等级制度的界限，知识和不仅会不加，而且还会以法律和其他强制手段对其长久存在提供。而基于纯粹友谊之上的男人之间的关系则为思想所反对和，也不会得到的认可。
本文所考察的文章涵盖了20世纪的最后十年。天朝观念及其所依据的思想的无处不在是贯穿这些文章的主要线索。在我们目前所关注的历史学家的眼中，思维模式左右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它不仅使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近代外交充满幻想成分，而且还使中国社会一一甚至男性社会——等级森严。它虽然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其所引发的维新运动却预示了中国以心态争取新生的必由之。
除此之外，《美国历史评论》近十年来所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童还反映出了某些新的动向：其一，中国研究文章的意识形态色彩继续淡化。在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历史学家的中国研究总是被中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所困扰。就连费正清这样的资深汉学家都未能幸免。[12]尽管本文所关注的历史学家也不时地谈及中国的制度，但一般都显得较为温和井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加以对待。意识形态淡化的另一标志是对很多历史事件的分析比较客观。例如，韦利一科恩在探究18世纪末中国再次闭关锁国的根源时．就没有片面责备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韦利一科恩认为，“18世纪末期，中国与关系出现裂痕，责任并不全在中国一方”，欧洲的内讧导致对中国持较为友好态度的会的失利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1](p1528)至于易斯对问题的研究，虽然我们在上文强调了他将中国的立场归结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结果，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对英国和历任总督政策的剖析方面。其次，这些文章体现了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文化研究趋势的加强。文化研究以注重考察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为特征。价值观念体现于社会的意义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语言都是重要的意义模式。[13](P33)美国历史学家给予极大关注的思想本身就是一套缜密的价值体系。杜阿拉、卡尔、沃尔德伦三人的文章则从解读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语言中的关键词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人手，为我们展示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杜阿拉和卡尔以“亚细亚”和“亚洲”两词在中国的接受和使用情形为线索，论证了被传统思想的近代中国在面对列强时的无奈和无助心理。沃尔德伦则通过分析“军阀”一词的渊源，将读者引入了中国20世纪初的争论之中。至于社会生活方式，整个“中国历史中的性别与男性”论坛都是围绕其展开的。然而。“中国历史中的性别与男性”论坛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将美国最新的性别理论引入了中国问题研究。美国开展女权主义和妇女史研究已有时日，对妇女问题的研究不仅使性别研究成为一个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激起了人们对男性研究的巨大兴趣。美国学者布赖斯．特雷斯特(BryceTraister)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宣布，现在已经到了“将男性重新置于……学术文化的中心”的时候了。[14](P276)特雷斯特所表述的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观点，而是体现了美国学术界对过于注重女性问题的性别研究的反思。这种新的性别研究模式显然也影响了美国的中国研究，因为苏珊·曼在其文章一开始就说明了组织此次论坛的根本原因：男性史研究尽管已在欧美广泛流行，但并未引起中国研究领域的注意。曼因此相信，“本论坛的文章是英语中国史学家第一次将性别作为分析范畴以考察男性社会关系的合作尝试”。[8]将男性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必将给中国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和挑战。
然而，近十年来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仍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其中较为突出的缺陷有二。第一，他们的研究视野似有狭窄之嫌。他们不仅将研究的时间跨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且他们对于中国历史问题的解释也集中在一条线索，即思想。第二，美国史学界乃至美国整个人文学术界近来极其盛行的跨国比较研究模式并未在中国研究中体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颖的学术观点的涌现。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美国历史学家的中国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美国人的中国观具有参照意义。
[2][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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