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全面深化的背景下，民俗学学科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成为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生长点。民俗学有什么独特的研究方法？民俗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区别是什么？在中国民俗学蓬勃发展的同时，当前民俗学界关于学科方向、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的争论一直不断，民俗学也在争论中探索前行。近日，记者围绕民俗学学科建设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传统民俗学研究偏重人文学科
民俗学在诞生之初是从搜集民间文学开始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尹虎彬看来，从世界民俗学的历史传统分析来看，民俗学研究首先重视的是材料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文学科是中国民俗学的定位。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高丙中在《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一文中曾谈到，中国民俗学从20世纪20年代获得快速发展，以《歌谣》周刊、《民俗》周刊为主要舞台展示其成就。在这一时期，偏重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取向是当时民俗学研究的一个特色。在他看来，《歌谣》周刊成为中国民俗学的第一个专门刊物，不是偶然出现的，源于中国民俗学长期处于人文学科的定位。
尹虎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现代民俗学从国学传统中汲取了探寻民族文化振兴的力量，从事民俗学研究的许多大家也主要是出身于文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学科。其中以文学领域为主要人员构成，民间文学是其重要的。
就民俗学的研究方法而言，以往的民俗学研究大多呈现出人文学科的特性。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郑土有告诉记者，学派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法、类型研究，口头诗学的程式研究等有影响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几乎都源自对民间文学（、故事、史诗等）的研究。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效群认为，与社会科学取向的民俗学研究相比，以民间文学为主体的审美方向的民俗学研究一直成为一门学科，发育相对正常。目的在于探讨口头传承的民俗的艺术特点和美学风格，展示的艺术创造能力。
从人文学科嬗变为社会科学
近年来，民俗学界不断重视实地调查，从侧重文本分析转向通过民俗理解当下的社会与人，把对象从奇风异俗转向生活整体，侧重于对当下社会日常生活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民俗学从偏重文史的人文学科嬗变为社会科学，其学科属性问题近年来成为民俗学界争议的话题之一。
郑土有告诉记者，从中国民俗学诞生开始，民间文艺就包含在民俗当中，不可否认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两者在属性、特征方面有本质的区别，一般认为民俗学属于社会科学，民间文艺学属于人文科学。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会发现两者混在一起，常常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他，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应该将两者单列，形成两门学科。
记者了解到，当前民俗学界有的把民俗学定位为人文学科，有的则定位为社会科学，还有的定位为人文色彩浓厚的社会科学，不一而足。尹虎彬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民俗学是人文学术的一个领域。在他看来，科学的和一些具体方法的运用，虽然给民俗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民俗学所关注的许多具有人文底蕴的事象，比如民间、民间文学、仪式生活等，研究者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投入，民俗学是理解生活和心理行为的学问，这些仅仅靠科学主义难以解决。
“人文学的民俗学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仍然是中坚力量。”尹虎彬说，当前民俗学的大量仍然出现在民俗的各个专门领域，如学、史诗学、故事学、口头传统研究等，这些专门领域的人才辈出，理论和方日趋成熟。
近年来，一些民俗学者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实际上的社会科学方向的研究，但同时强调民俗学与人类学的不同，强调民俗学的主体地位。吴效群认为，当前社会科学取向的民俗学发展面临困境：在强调民俗学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却又在学科属性、学术目的、学术规范方面提不出建设性的认识。
高丙中则认为，民俗学应该是多学科定位，在他看来，民俗学是一个能够包容，也能够不断进取的学科，是同时具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
探讨独特的文化观念
面对日渐扩展的民俗学研究对象，未来中国民俗学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应该如何创新？尹虎彬告诉记者，民俗学要探讨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如何保持我们的历史传统，如何实现新旧结合。
“中国是人文历史传统深厚的国度，多重维度、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和融入世界民俗学的宽广道是我国多民族民俗学的历史。”在尹虎彬看来，中国民俗学未来发展将会出现多学科相互参照和彼此融合的趋势。世界眼光、区域文化视野和地方性的人文传统是未来中国民俗学的重要关注点，中国民俗学应以自身的人文底蕴为基础不断探索前行。
“随着世界交流日趋紧密，人们发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各个民族都有不少非凡独特的发明创造。”吴效群表示，未来民俗学的研究方向之一是探讨独特的文化观念及文化创造，进行知识论意义上的总结。在他看来，知识论方向的民俗学大体说来属于人文学的范畴，与史学研究有相似之处，但从文化推广的意义上讲，又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交叉。这是一个亟待发展且大有作为的方向。
在郑土有看来，未来民俗学的发展重在学科体系建设，应根据中国的实际，进一步明确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切忌“越界”、“贪大”，在总结、梳理近百年中国民俗学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发现我们已有的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并进行完善和补充，形成钟敬文先生所说的“中国民俗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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