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刚毕业时，我做过一个关于尘肺病人的报道。有一批来自湖南张家界和耒阳的建筑工人，在深圳从事打地基的工作，患上尘肺病，他们选择向深圳集体。
除了这些工人的悲遇，当时还接触到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成立了一个关注尘肺病人的小组，所做的，不仅仅是筹款送温暖。
他们到这些工人的老家做调查、写报告，帮助他们联系、律师，给我们这些记者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和翔实的数据。同时，也利用自，做了一系列工利的活动。
这让我很有感触。尘肺工人、大学生，看上去是两个不同世界、不同阶层、不同命运的群体，这些年轻人却在又尽心地帮助工人。
做完报道后，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篇小文章，大意就是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面对他人的不幸，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做什么。
有个朋友当时就给我留言。问，我自己刚毕业，一个月工资勉强在租个房子，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和我们的生活毫无关联的尘肺病工人？
几年过去，因为我工作性质和专业背景的缘故，大多数时候都过着地命海心的日子。周围的朋友，做律师、金融居多，大多数都在私营部门工作。
饭桌上经常的交集便是——你们老写那些报道有什么用？关注公共有什么意义？日子不是越过越好了吗？不是在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该发生的不就都会发生吗？
小伙伴们会说，是呀，中国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与发展不可兼得，为了发展就得一部分呀，这是任何国家的发展的必经之。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也知道呀，它在积极呀，你看这届反腐反得多用力啊，你看信号不是不停地在嘛。
只是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这个阶段搞什么参与，瞎，社会搞乱了，哪里还有稳定发展的基础呀？
谁都不会否认，中国有一个非常高效的技术官僚体系，也有着强有力的经济发展意愿。中国的经济社会也确实在向好发展，宏观指数有所波动，但身于其中的人们能切实感到市场的生机与活力。
人们也知道，30年高速发展，代价。而这些代价累积至今，已不再在一个正常社会可以的范围之内。
对于那些在发展中被的个体——如失地农民、尘肺工人，他们被的不是“一部分”，而是他们赖以的全部。
社会不公埋下的，也开始陆续炸响，从弥散性的雾霾，围绕食品产品安全、生产安全的一系列突发事故，到那些独狼式的报复性袭击。
这些社会矛盾，并非一己之力所能解决。在社会领域，利益主体越发多元，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进行博弈的平台，进而产生更能平衡多方利益的公共政策。
同样，在经济领域，诸多涉及既得利益阶层的停滞不前，党政系统之外却没有与之抗衡的压力。
如分析研究、辩证思考、公共表达、冲突管理、合作协商，而这些素养又是那些因为直接利益受损而有着强烈公共参与和表达意愿的中下阶层所欠缺的。
第二类，则是仅涉及社会边缘、弱势、少数群体的议题，例如LGBT权益、尘肺劳工、残障、罕见病，等等。
可是在中国，我们会看到面对这些公共问题时，中产阶级的努力方向并非改变不公的现状，而是逃离公共体制。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关心教育政策医疗食品监管体系怎么调整。是呢，我那么努力地读书挣钱跻身精英阶层，不就是为了过这样的生活吗？
用脚投票，也是倒逼的压力。但是，逃离的代价何其高昂——要付出如此之多的和努力，我们才能在这里体面而正常地活着。
教育体系不，私立学校哪里有教学？医疗投资不，私立服务如何进场？金融监管不调整，私人养老金照样逃不过股灾。
其实这些年，我们会看到很多报道都在刻意强化这样一种逻辑。无论是高铁追尾、天津爆炸，还是溺死在二环上的私家车主，中产阶级无法从公共中逃离。
所谓的公共事务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存在于我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喝的水，出门想要打的专车能不能招非京籍司机，想要的是两个孩子还是三个孩子。
中产阶级不会直接于的与歧视中，但他们却为缺乏效率、公平的公共政策左右和影响。
例如去年年初的穹顶之下。不管片子本身有多少争议，至少在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成功地触动了中产阶级。
二是认为不应该。对于那些边缘，我不关心，不是因为我没有人性没有同情心，而是从层面上，我不认为他们值得同情。
正如人们会说，追杀主义者工会天主我都不说话，当最后追杀我时，也没有人为我说话。
因为分化给弱势一端带来的被感，往往就是导致社会骚乱的根源，而在各种骚乱中，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这些中产阶级。
“对的不可”，是我好多年前在崔卫平老师的一堂里听到的说法。她说，每个人都有一套价值体系与最低底线。发生于他人身上的不公与不幸，往往会触及一个人之为人的底线，而让人面对他人被否定的状态时感同。
很多人常常会嘲弄别人“圣母心”。其实无非是自己的底线太低。他自身对于，，，爱这样的价值毫无感觉，这样的价值才根本不存于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才会对他人遭受的否定视而不见。
之前有和朋友聊到过，NGO公益圈、圈里，为艺青年泛滥？因为对这些文艺青年，只需要两个词，就能触动他们的痛点和泪点：一个是爱，一个是。
又例如周围做了妈妈的小伙伴，都会对涉及儿童权益的事尤其关切，无论是儿童拐卖、儿童大病还是毕节闷死在垃圾桶或是的留守儿童。因为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她们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种之痛。
因为、、、爱这些价值是对的，是好的，是善的。向善是对的，是好的。所以无论是否涉及我的自身利益，我都会去做、去关切。
一个人能否认可和达到第二和第三个层面，其实与我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密切相关，它取决于我们受到了多少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浸润。
中产阶级家庭，或许有着更好的条件，给孩子们更多的浸润——正如满足了人的基本需求，他们有会有更多层面的探索，更多对现有主流价值观的反思和挑战。
我不是没有同情心，不是不向善，对于一些我不同情，是因为我不认为他们值得同情——他们活该。
人们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弱势或不幸都归咎于体制，但事实上这些结果都是他们自己的、懒惰造成的。
都是身处逆境，有的人为何能够逆袭成为人生赢家？因为他足够努力，因为他有积极乐观向上的处事态度，他有高效能人士的多少个习惯，等等等等。总之，就是不要怨天尤人，要相信的充分努力。
弱的人要更多地反思自己，是自身不够努力，自身付出不足，没有任何资格去社会和他人，要求社会和他人的帮扶或者施舍。
很多认可这些鸡汤的伙伴，本身家境一般，一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厮杀打拼，拼进最好的大学，拿着学金出国念书，又继续在极高劳动强度的金融圈非诉圈厮杀。
我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获得今天的生活，我的一切都是应得的。而那些loser，他们何时和我付出过同样多的努力，他们又凭什么在暗处抱怨是社会的不公造就了他们的今天？
我们周围有多少和我们一般努力的人，他们没有获得同样的回报，是因为他们没有和我们一样的天分，或者是他们的天分恰好不是这个社会或当下的市场所重视的天分。
天分，是什么决定的？除了先天的遗传基因，后天的营养、健康等等，是否会影响一个人在智力方面的表现呢？正因为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儿童早期的营养干预，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还有很多人，他们和我们有一样的天分，却没有我们努力。而他们不努力，很可能是他们连努力的意识和意愿都没有。
我们每天要读到多少育儿养儿的文章丛书，从怀胎三月开始就生怕一句话一个举动让自己的孩子性格上出现任何偏差扭曲。
社会学上常年讨论儿童早期发展，家庭资本传承。对于那些出生就见不到父母被散养在贫困社区的留守儿童，能否长出正常健康的三观和拼搏努力的意志全靠个人造化和巧合。
我们努力与奋斗，前提是所有人都有公平的起点和机会。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起点与机会的不公随着财富的极化越演越烈，反而以不可一世的精英姿态对他们说一句，你活该。
嘿，你们能做的事太多了。即便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管控之下，社会能走的事情依然有很多。
表达有很多渠道。制度渠道之外的，社交上的关注讨论，联署签名，，行为艺术，公开。
在有限的言论空间里，其实还有大量的话题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也有太多的话题需要人们的讨论才有可能脱敏。
是的，这些参与，大多形式化，对公共政策也不会有多大直接作用——但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用它们，把它们当成一回事，那结果也就可能不同了。
这些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成功的案例，从乙肝反歧视，二胎，到食品安监劳工立法。等有空时，我一个个讲给你们听。
但很多时候，表达形成的压力不够大，或者意见分歧太大而拖延政策的制定修改时，还有很多积极选择直接的行动，去解决问题。而行动本身，也是对公共政策的表达和。
我们会看到，总有些人，说他们是闲人马大姐也好，利他、公益人格也好，会积极走在这些行动的最前面。
当这样一些人站出来，积极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请支持他们，不要冷嘲热讽，觉得瞎个啥能有啥用。
公益组织是个行业，NGO是个社会部门，有很多人愿意心投入地去做说到的这些事。有些人只有部分时间来做志愿者，也很好。
中产阶级没有时间，但你们有钱呢，有情怀和情操啊，你们可以成立基金会，可以资助更多的草根NGO去为了社会理想而努力呀。
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公共事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人人都是，人人都是控，也不是个正常的社会。
本文来源于i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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