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学习学和战争学，这样，我的儿子们便能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儿子们必须学习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历史、造船术、航海航空术、商业和农业，那样，他们的孩子们便能有机会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锦和瓷器艺术。
距离亚当斯此番言论已有230年了。不知230年后的今天，亚当斯会如何看待美国目前的状况呢？我们仍然在学习学和战争学，且未必比亚当斯年代的人学得好。我们为何而战？对谁而战？战争目的何在？对于这些，我们并不总能说清。敌人，我们无处找寻；盟友，立场与我们不一。虽然我们对已达到了的程度，却不能自诩比亚当斯和他的同代人高明多少。我们如今花在战争和上的钱是前辈人无法想象的。与此同时，诗歌、音乐、织锦和瓷器艺术却已被推至边缘。亚当斯寄予子孙后代的殷切期望——从战士到艺术爱好者的——已经无法成为国家进步的衡量标准。
对亚当斯而言，对人文学科的浓厚兴趣既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一种上的励。实际上，亚当斯等人认为，在战争后宣布的美利坚民族也可以称为“艺术作品”。
教育曾经只是为了满足一时之需，然而，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之后，人们终于可以将注意力转向更高层次的教育，在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情况下获取知识，并以此为乐。所谓更高层次的教育，实质上是教育目的与功利（即实用或职业）目的之间产生了分化。很显然，对于人类历史文化的学习除了学习本身，并无功利性的目的，而只有在一个安全、繁荣和的社会中，这样的教育才能实现。
因此，美利坚民族奋斗的终极目标是一种的状态——人们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内部斗争不再出现，外部暂时解除的情况下，终于可以地探寻过往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和文化，并其乐，在无任何利益牵绊的情况下享受艺术带来的快感。
人文学科这个术语并不是在美国首次出现的，如今，全世界都在使用这个术语，人文学科中心、人文系、人文学院、人文学科项目在包括俄罗斯、韩国、肯尼亚、智利、印度和埃及在内的国家生根发芽，但在美国，人文学科被赋予了一种特殊意义和文化内涵。
美国的人文学科仍然很好地抵制了一切试图将教育变为职业培训的做法。在美国很多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里，人文学科仍被认为是教育的核心所在。就连全美最著名的理工科院校——麻省理工学院（MIT）——也要求学生必修八门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方向的课程，达到这个要求才允许毕业。在美国的学校里，教育并非只是知识的过程，而是性格和人格逐渐形成和成熟的过程。如果说高等教育在美国仍然带有鲜明的“人文”气息，那么我想最主要的功臣当属人文学科。人文教育究竟与什么有关？它与幸福感和充实感密切相关；它深化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强化生活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它给人内心以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对生命本题进行思考的能力。
人文学科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文件当属《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1943年春天，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召集哈佛大学的一批著名教授成立了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历时两年，于1945年正式递交了这份报告。由于该报告封皮为红色，故称“红皮书”。这是一份写于二战期间的文件，它规划了战后从中学阶段到研究生阶段的美国教育。如何将教育普及化，让众多的美国享受到当时属于少部分人的——这正是美国二战后面临的一大挑战。人文学科能帮助战后的美国更好地认识，因此成为“通识教育”的重中之重。
红皮书出版后的次年，杜鲁门高等教育委员会以报告的形式成为一项国家政策，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也是在那一年成立的。《美国制下的高等教育》，或称“杜鲁门报告”，谈及了教育的各个方面，但其中最有成效的提议主要集中在“社区大学”上。二战后学生人数激增，社区大学正是为迎合这一需求而被提上日程的。杜鲁门报告将教育定为国民事业的重中之重，是重点资助的对象。关于如何更好地支持教育的发展，报告给出了详尽的思与规划。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于1964年提交的报告中保留了红皮书中对人的抽象定义，尤其是将其与美国联系在一起：“所有人的眼前都需要一个愿景，这是一个他们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当前的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一个愿景”。同时从这份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欣喜的迹象：“人文学科”这一学术界的新术语已开始与我们文化中最奢侈的希望和最深远的恐惧纠缠在一起。它最显著的特点：人文学科被赋予了艰巨的，可谓任重而道远，与此相应，人文学者肩上的担子也变沉了许多。
1964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报告透露着一种坦率，但在随后的岁月里，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军事和问题已经不能仅凭一个支持学术（还有博物馆、图书馆和一些拓展项目）的机构得到有效的解决。
1980年赞助方为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洛克菲勒委员会32位提交了题为《美国生活中的人文学科》的报告。报告突出地点明了支持人文学科的民间力量，这也许是洛克菲勒报告对人文学科最有意思的贡献。来自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慈善资助“为各种类型的和反馈提供了机会”。民间支持可谓美国对于人文学科这一概念又一特色贡献，甚至比民族身份和更胜一筹，原因是它代表了市场私人企业家的独特视角。
美国的人文学科有一个显著特点：普通通过慈善支持人文学科，其中的媒介往往是私人基金会。在美国，人文学科和私人慈善之间的联系可谓深厚而久远，而且很多人希望这种联系可以更宽广。理查德·J· 弗兰克，美国人文学科领域最的捐赠者之一，他所关注的正是走出校园后人们的状态，这实质上也是他唯一关注的问题。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应用，而非在于学科自身。
弗兰克所说，人文学科是“公共生活的必需，它帮助我们设想我们行动的后果，它提供的工具又能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政策决定。此外，来自人文学科的一切、美学和性的发现还能人类经历的共通之处，为成功而充实的生活打好基础”。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文学科让我们成为完整的人。
如果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很短的故事讲述人文学科的发展历程，故事大概会是这样的：最初，我们有所谓的语文学（philology），它是一个大叙述，后来逐渐分成科学和人文学科。语文学的着眼点在语言学形式的源起、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种族和人类的发生与演变。和语文学一样，人文学科也强调文化与遗产。到20世纪中期，人文学科与个人满足、创造力、等深深联系在一起，此时的人文学科已成为博雅教育的核心所在，成为通识教育的中心，它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共同的文化，以学术语言表达美国的民族个性：好学、、对恐惧和需求无所，并以一种尽可能客观的姿态探索人类状态的无限机会与可能性。对于人文学科的支持——无论是公共的还是民间的——都被看成一种带着启蒙特征的爱国主义形式。二战以后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人文学科也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阶段，它自信沉着，受人与景仰。
生安锋，现任大学外文系英文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入选2010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年度“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计划”。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理事。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中美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学者、美国国家人文中心访问学者。姐妹互换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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