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正月初五，也是全球华人迎财神的日子，正月初五的鞭炮声总是比年三十和大年初一来得更响，足见国人强烈的财富。有才会有动力，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赶超，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量第二大国、全球贸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无疑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特朗普要让美国“Great Again”，对中国经济各层面进行施压已无悬念，对此，不妨分析一下中国将面临的压力和应对办法。
当国人欢度春节的时候，特朗普正忙碌着向提出，引发众多微信群纷纷讨论他的套。特朗普在宣布退出TPP谈判之后，首先向墨西哥开刀，提出美国修建边境隔离墙的费用应该由墨西哥来支付，如果墨西哥不肯支付，则准备向墨西哥征收20%的特别关税。接着，特朗普又开始和日本，说他们汇率，让欧元和日元过度贬值，导致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
其实，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并不算太大，如美国2015年的商品贸易逆差约7500亿美元，作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的墨西哥占580亿美元，不足其逆差总额的8%；对和日本的商品贸易逆差均为750亿美元左右，占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10%，而80年代美国对日本商品贸易逆差最高时达到33%，如今已经大幅回落了。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近3700亿美元，占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近一半。
很显然，美国要缩减贸易逆差，效果最佳的方法缩小中美商品贸易逆差，这就是为何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曾提出要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而对墨西哥只征收35%的关税。按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5年美国购买了4819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占美国商品进口总额的20%，也要占到中国出口商品总额的20%以上。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最初的起因是中国对英国大量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使中国成为英国贸易逆差第一大国，英国屡屡向清提出要多进口英国货物，清总是置若罔闻；而东印度公司通过向中国出口鸦片来获利，最终导致战争爆发。如今，特朗普对中国发难，也是因为过去30多年来，中国对美贸易一直维持顺差，如今已经成为占美国贸易逆差一半的全球贸易第一大国。
那么，为何特朗普对墨西哥、和日本提出各种具体要求之后，没有马上针对中国提相关要求呢？我觉得他是想先试探一下这些国家的应变举措，积累经验找以到对付中国更有效的方法。墨西哥是紧挨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对付起来相对容易；、日本与美国均属于市场经济国家，上并无根本冲突，贸易交涉上充其量就是一个讨价还价过程。然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有经济往来的层面太多，且和军事也存在潜在冲突，因此，要与中国“谋皮”，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特朗普对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国家最常用的是“汇率”，即人为让本币贬值来获取贸易好处。美国关于“不正当汇率”的定义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对美贸易盈余超过一年200亿美元；2）经常项目盈余占到P 的3%；3）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超过P的2%。但从中国过去一年的情况来看，第并不符合，因为中国为了不让人民币快速贬值，大量卖出外汇，使得外汇储备大幅减少。
从过去30年中美商品贸易结构看，无论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都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比持续上升的势头，说明特朗普通过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径来缩小美中贸易逆差并不可行，因为导致进口中国商品份额提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根据Conference Board的分析，1995-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升主要得益于资本投入的贡献，平均年增速高达5.6%，而美国和日本大约只有1.3%。若以就业人数对应P来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过去20年美国的中位数水平是2.0%、日本大致是1.7%，而中国则超过了8%。此外，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还得益于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如2015年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份额占比超过2%的有13项，其中只有“玩具”及“鞋”两项在美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比十年前有所下降，而通讯设备、电脑、手机、家用电器、电器设备、汽车配件等的市场份额有明显的上升。
美国若大幅提升关税，对其经济很可能弊大于利。首先，虽然对中国的出口业是一个打击，但对美国的生活成本也会有所提高，因为全球贸易的好处就是降低生产成本和消费成本；其次，由于美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大约为中国的8-9倍，这就注定美国只能发展高端制造业，增加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关税，可能会导致相关产业逐步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却不会流向美国；第三，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部分是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2015年这两类占到出口总额的44%，如飞机及零部件、核电/高铁/电站等高端管道产品、机床设备、名牌手机、汽车等。一旦中国也采取对抗美国贸易的措施，美国高端制造业同样会受到打击。
不过，中国经济的最大软肋在于过度倚重于资本投入从而导致产能过剩，如果美国实施重关税政策，则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会愈加严重。王晓东的研究发现，中国加入世贸后，其PPI与美国PPI（制造业品口径）几乎完全粘合，但到了2012年后中美PPI的两条曲线却分道扬镳：中国大幅下行，美国则基本走平。若用全球经济景气度的下行来解释中国PPI的回落，理由并不充分，因为美国的PPI没有下行。最有力的理由是2012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同时也导致出口商品占全部工业产出的比重大幅下降（见下图）。
上图中红线为中国的PPI，蓝线为美国的PPI，绿线“出口占比=出口额/工业企业主营收入”。为何2012年之后中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呢？这可能与2009-2010年巨额经济刺激政策有关。2012年之后，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海外投资移民数量则大幅上升，中国经济增速步入下行通道。如今中国P增速已经连续六年下行，且债务率也快速提高，如果美国再中国出口，对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特朗普当选总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出招如此之多、频率如此之快应该是这么多年来历任美国总统中最高的，但迄今仍没有对中国出重拳，估计这也是他的谋略，把最难打的对手留在最后。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我认为中国需要加快节奏，因为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中国不是没有方案，早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60项举措，甚至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各种方案都已经公布于众了。
特朗普认为给美国带来巨额贸易逆差的国家，在鼓励本国居民消费方面是做得不够的。而我国经济增长的确是过度依赖投资而非消费，过多的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过少的消费导致出口依赖症。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贸易顺差国，所谓的丝绸之，就是贸易顺差之，其代价是中国大量的原始森林被毁（用来种桑树）。1550-1800年这250年间，中国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此期间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
高储蓄、低消费是中国长期存在现象，国人对财富的似乎大过其他民族，所以，国人对财神爷的程度也比其他民族突出。此外，中国自古以来的差距问题也了消费。从过去近500年历史看，只要处在和平时代，中国就是全球贸易顺差大国，且差距问题非常突出；一旦本土发生战争，中国就出现贸易逆差。
要改变高储蓄现象很难，毕竟这是根深蒂固的“财神爷文化”所致，但要缩小差距，还是可以通过财税来实现的。财税至少应包括三大内容：一是通过个税来改善居民收入再分配；二是通过对企业减税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意愿；三是通过财政体制，改善的财政支出结构，实现少花钱多办事。
中国一方面是企业的实际税负过高，导致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成为个税的纳税主体。我曾在2011年撰文指出，美国年收入11.3万美元以上者只占美国纳税人的10%，他们缴纳的个税占联邦个税总额的71.22%，而我国却难以对高收入者、尤其隐性和灰色收入获得者征税。据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数据，高收入者只贡献个税收入35%左右。
此外，要改变经济结构中消费占比过低的局面，就没有必要为了P而刻意增加投资规模。这些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P的比重为80%以上，而美国只占20%，这就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始终能保持高增长的原因。但投资规模过大是靠的基建投资和国企的加杠杆投资来实现的，代价是与国企的债务均快速上升，短期尚能得过且过，长期则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无论美国或其他国家，还是二战后崛起的日韩，当年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时，债务水平都远低于当前的中国债务水平。通俗地讲，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既需要通过减少投资来避免产能扩张，又需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改善需求。
至于如何对付把国家当作企业来经营的特朗普，制定相应的讨价还价对策还是容易实现的。但我们应该看到，逆全球化趋势早在特朗普竞选总统之前就形成了，因为全球经济的话语权仍在国家手里，当全球化对国家不利时，他们就选择贸易。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靠推进、结构改善，应对特朗普的挑战才有实力，否则，有可能又会像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那样，因别国的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失衡、失业率大增。
2009-2010年的教训我们似乎反思不够，因为中国经济在2007年就已经过热，原本就应该调结构，结果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反而开展了空前绝后的投资加码，这是导致产能过剩、债务高增长、经济结构扭曲的主要原因。财神爷的文化基因似乎是要让财富不断增长，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无论财富的高增长还是经济高增长，都会触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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