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稀缺的资源，满足人们不断扩张的，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主轴问题。社会其它问题，都是围绕主轴问题旋转。所以，经济问题是社会大问题，经济学也是社会大学问。经济学从前古典经济学，到古典经济学，再到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到现代经济学，一走来，一直充满各种争议，可谓流派纷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于经济学既涉及问题，也涉及规范问题，所以，基于认知和立场考虑，经济学中有各种争论应属正常。下面，笔者就经济学及经济中的一些问题谈一些个人和思考，供大家商榷。
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人性既是研究问题的前提之一，也是研究问题的归宿之一。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几千年来争论不休。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荀况）主张“性恶论”，告子（告不害）主张“无善无恶论”，世硕主张“有善有恶论”。个人认为，直接讨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是一个永远讨论不清楚的事。因为说人性本善，一些恶的产生却无释；说人性本恶，一些善的产生却无释。个人认为，准确说，人本性应是自然，而这个自然之性就是趋利避害。下面谈谈个人不成熟理由，供各位参考。
其次，说人的自然之性是趋利避害，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我们可以用反进行证明。什么是反，就是先假设需要证明的命题错误，然后根据假设逻辑推出错误，则间接证明原假设不成立，并得到原命题正确结论。下面我们用反证明人本性趋利避害：首先假设人类本性不是趋利避害，则其行为必然是趋害避利。而若人的本性是趋害避利，则人类博弈演化的趋势必然是人类最终不存在。这与现实是矛盾的，而产生这个矛盾的原因是因为假设错误。所以，正确的结论应是：人类本性是趋利避害的。
再次，这里虽然说人类本性是趋利避害，但不能直接认为趋利避害就是恶，或直接认为就是善，因为趋利避害与还有一段距离，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趋利避害就是恶，这是不准确的。比如，父母爱自己的孩子，也是一种趋利避害行为，就不能说是恶。再比如，人见了老虎，必然要，这自然也不是恶。再比如，一个人锻炼身体，也是一种趋利避害行为，也不能说这是恶。一般而言，当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危害到社会时，则其趋利避害行为就是恶，若其趋利避害行为并没有到社会利益，则其趋利避害行为就不是恶。总之，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是善还是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不同社会群体，由于规则体系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社会群体，在行为的认定上会有所差异。
第四，从先天因素看，受遗传影响，不同的人在趋利避害行为上会有所差异。比如有些人自控能力弱，有些人爱，有些人爱，有些人爱出轨等，一些科学研究证明，这些行为都有遗传方面的因素。所以在现实世界，有些人天生可能偏恶一些，而有些人天生可能偏善一些。也即，一个人是偏向成为，还是偏向成为，也有遗传或天生的因素。
第五，从后天因素看，后天的文化和制度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好的文化和制度，可以让不好的人趋好；不好的文化和制度，可以让趋不好。习惯成自然，从长期看，文化和制度对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会有潜移默化的固化现象。
第六，说人性趋利避害，这里的利，我们应理解为包括身体收益、物质收益、收益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害也应理解为包括身体损失、物质损失、损失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不能认为其中的“利”和“害”只是简单的包括某一个方面的收益或损失。这里因为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
第七，在现实中，虽然说人性深层本性是趋利避害，但一个人在趋利避害行为上的具体表现，又是复杂多样的。这里关键是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是其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即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空间中会有变化。比如年轻时代和年老时代，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会有所不同，在稳定中和在不稳定中，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会有所不同。另外，对于不同的人，由于各自其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总是相同的很少，所以，不同的人在趋利避害行为上的表现也必然是多样复杂的。
第八，不仅人类本性趋利避害，而且大自然中的一切动植物，本性都是趋利避害。我们同样可以用反进行证明：假设有某一类动物或植物不是趋利避害，则其行为必然是趋害避利，这必然导致这类动物或植物最终不会存在。这与现实情况矛盾，说明假设错误。由此得到命题：大自然中的一切动植物，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
第九，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为，对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一类问题，应再没有讨论的必要。也即虽然这个问题争论了几千年，现在我们应该终结讨论，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若讨论，必然就永远说不清楚，就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关于人性的问题，不是一个真问题，而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最终无法判断其对错。这里所谓的伪问题，是指无法判断其正确或错误的命题。如，是男同志年龄大，还是女同志年龄大，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对错。因为男同志有年龄大的，也有年龄小的，女同志有年龄大的，也有年龄小的，二者根本无法比较年龄大小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伪问题，不是一个真问题。
第十，面对人本性趋利避害情况，人性如何建设，就是要让其趋利避害行为尽可能保持在善的红线范围以内。一是要对少数人实施基因工程。对由于基因原因而犯罪或有不良行为的人，对这些人的，也需要基因工程帮忙。但要实施基因工程，需要大力促进科技进步。二是要建设好的文化。文化是人性的孵化器，是人性的母乳。好的文化必须要有较强的意识。较强的意识是对恶最有效的内在约束，而善是不需要内在约束的，因本身就内在自觉。如何培育社会的意识，需要着力加强三方面意识的培育。要加强对自然的意识的培育。要加强对生命的意识的培育。对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都要有意识，包括对自己的生命，也需要有意识。要加强对规则的意识的培育。对规则不能抱侥幸心理。在规则目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方为上策。三是要建设好的制度。好的制度必须要满足公平原则，体现公平。不公平的制度是恶的滋生地。如何促进制度的公平建设，关键是在制度层面要给善充足激励。如何充足激励善，关键是要让有德者的付出与收益成正比例，包括在物质方面的收益和方面的收益，都应当成正比例。一个让老实人吃亏的制度，不是好制度，因为这样的制度是在激励大家都成为不老实的人，最终劣币良币社会形成逆淘汰。公平制度的底线是必须要确保不能让老实人或多数人长期处于吃亏状态。一个让老实人或大多数人长期吃亏的社会，必然戾气重，怨气深，社会运行呈高风险不稳定特征，大家都缺乏安全感，而且利益更容易受到损害。因为在不公平的中，错位现象会比较严重，而，往往也成了一些人进行错位的首选对象，而这种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福利经济学庇古标准认为，提高社会福利，一是要增加社会产品，二是要尽可能实现分配公平。但庇古标准这可能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增加当代人的社会产品，可能会损害后代人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二是全面推进社会公平建设总体难度较大。
福利经济学还有“帕累托最优”标准。所谓“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就是指在一种经济状态下，如果没有一种办法能在不使任何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和既定的消费者偏好函数条件下，生产资源配置已达到最优状况。“帕累托最优”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对经济学研究范畴的重要拓展之一。该范畴不仅对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而且对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都产生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这里笔者认为，从宏观总体看，所谓“帕累托最优”状况应是一个无意义陈述。因为在宏观总体前提下，任何一种资源配置的实际变化都会有成本，都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这里关键是：立足包含所有时间和所有空间的一个集合，在这个集合内，世界的福利总量必然是一定的。技术进步只是改变资源的存在形式。以货币为标志的财富只是财富的虚拟形式，并不真正代表真实的财富。在这样的前提下，若改变一种资源的经济配置方式，必然会存在利益受损群体。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从静态看，必然是存在一部分人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从动态看，必然存在一个时间段的人损害另一个时间段的人的利益的情况。另外，从损害的效用看，要么是损害一个人的绝对效用，要么是损害一个人的相对效用，要么是对一个人的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都产生损害。所以，立足时间和空间总体，任何一种资源配置状态其实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既然任何一种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则所谓帕累托改进，必然是不存在的，从而，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也必然是一个无意义标准。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微观局部前提下，“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理论上是存在的。在微观消费领域，当一个消费者或两个消费者对一个商品组合的边际替代率完全相等时，其消费状态达到了最优；在微观生产领域，当一个生产者或两个生产者对一个生产要素组合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时，其生产状态达到了最优；在局部消费和生产领域，若一个消费者对一个商品组合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一个生产者对一个要素组合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则这个微观局部消费和生产状态达到了最优。但当消费者人数达到三个以上，且消费商品种类达到三种以上时，或者生产者数量达到三个以上，且生产要素种类达到三种以上时，或消费者加生产者人数超过三个以上，且消费商品种类加生产要素种类超过三种以上时，则“帕累托最优”最优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若存在，必然与下面讨论的阿罗不可能性是矛盾的。
福利经济学还有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标准。在社会福利函数前提下，所谓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就是寻找社会福利函数的最优均衡解。
但阿罗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然而社会中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福利函数，要从所有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必须满足一系列必要条件，在任何情况下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在非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或者说，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若人数不少于两个和方案数不少于三个，则不存在一个大家都的公平分配程序。
关于阿罗不可能，阿马弟亚·森发现，当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最佳的情况下，阿罗的“投票悖论”就可以迎刃而解。
阿马弟亚·森还把这个发现加以延伸和拓展，得出了解决投票悖论的三种选择情况：一种情况是，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最佳；一种情况是，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次佳；一种情况是，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最差。阿马弟亚·森认为，在这三种选择情况下，投票悖论不会再出现，取而代之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到唯一的决定。
结合上述讨论，笔者认为，立足现实，福利经济学应底线标准较好。所谓底线标准，就是每一次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若能让社会大多数人获利，则应让最获利最大，但若存在社会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的情况（比如发生战争），则至少应让最利益受损最小。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经济资源的每一次重新配置，都应尽可能确保最利益不受损这个底线。
底线标准的好处是：一是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因为最是比较容易识别的，从而最利益是否受损也必然容易得到识别；二是容易取得社会认同，因为同情是一种社会普遍心理；三是能有效推进社会公平建设，因为不断增加利益，是推进社会公平建设的最关键途径；四是能有效推进社会效率建设，因为有了社会公平，社会也就有了实现长远效率的基础，因为从全局和长远看，公平与效率本质是有机统一的，不是对立的。
在底线标准上，社会应必须达成共识，不能再有争论，这也是达到社会福利均衡的一个重要条件。当然，可能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标准。但这是一种不的认知，同时，也是一种缺乏德性的认知。
什么是“斯密悖论”，是指斯密在《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书中所体现出的不同价值倾向。在《情操论》一书中，斯密倾向于利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更倾向于利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于是，这一问题被学者约瑟夫·熊彼特称为“斯密问题”或“斯密悖论”。
对于“斯密悖论”问题，有许多不同讨论。笔者认为，所谓“斯密悖论”本质是不存在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应是利他，而不是利己。
为讨论问题方便，我们先做一个理论假设。假设有两个社会，一个是全部由利己人员构成的社会，一个是全部由利他人员构成的社会。我们看这两个社会的博弈情况。
首先，看全部由利他人员构成的社会。从微观方面看，在产品生产上，由于人人利他，必然企业监督成本大大降低，也即非生产成本必然大大降低；从产品质量看，由于利他，必然每一个人都会尽可能把产品做好，使产品尽可能质量高一些；从产品价格看，必然价格会更合理。从宏观方面看，在社会管理方面，由于人人利他，必然社会管理成本大大降低；在方面，人人利他的社会必然更好；在差距方面，由于人人利他，必然更有利于缩小差距；在技术创新方面，人人利他的社会也是一个更有利于鼓励创新的社会；在信息不对称方面，人人利他的社会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更小的社会。
其次，我们看全部由利己人员构成的社会。与利他刚好相反。从微观方面看，在产品生产上，由于人人利己，必然机会主义泛滥，这会导致企业监督成本大大增加，也即非生产成本必然大大增加；从产品质量看，由于利己，必然存在短期行为，这对保障产品质量是一个；从产品价格看，由于利己，必然会尽可能索要高价，使价格与价值偏离。从宏观方面看，在社会管理方面，由于人人利己，必然社会管理成本大大增加；在方面，人人利己的社会必然成本也很好；在差距方面，由于人人利己，这必然会进一步拉大差距；在技术创新方面，人人利己的社会也是一个对鼓励创新十分不利的社会；在信息不对称方面，人人利己的社会必然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的社会。
再次，实际是，利己对个人有利，但对经济社会发展未必有利。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角度看，所谓“斯密悖论”，其实应是斯密在理论上没有认识清楚的表现。在现实世界，所谓“斯密悖论”本质是不存在的，毫无疑问，利他才是经济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
第四，还有一个问题，若我们承认利己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动力，为什么经济社会发展，总是要不断鼓励人们利他，而不是利己？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的动力？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斯密悖论”是不存在的。
第五，当然，我们有时讨论人本性是利己，还是利他，这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与经济社会进步动力是利己，还是利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同。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是通过不断约束利己动力，并为利他动力，才促进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利己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向动力，利他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动力。利己只有通过特定的制度约束，比如通过市场竞争制度等，将利己与利他起来（这一点斯密其实也认识到了），才能为经济社会进步的动力。
“节俭的悖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其涵义是，若人们都节俭，必然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必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不能良好增长，必然国民收入增长有限，即节俭不仅没有让社会财富增加，反而让社会财富减少。
笔者认为，凯恩斯所谓“节俭的悖论”只是一个静态局部理论推演结论，只具有短期局部意义，并不符合真实世界长期发展的需要，真实的世界应有“浪费的悖论”，并无“节俭的悖论”。
首先，节俭，有利于经济长期平稳发展。节俭所谓需求减少，只是暂时的减少，并不是长期的减少。因为节俭所导致的需求减少，必然会在未来某一天消费。所以，从长期看，节俭只导致需求在不同时间区间重新配置，而并不是需求减少。若不节俭，一味刺激需求，虽然经济在短期内可能有增长，但在长期内，必然信用膨胀，最终导致滞胀。
其次，节俭，有利于家庭稳定和谐。一个浪费的家庭，必然是一个更容易陷入经济困境的家庭。贫困夫妻百事哀。家里经济紧张，必然家庭关系也更趋紧张。
再次，节俭，有利于。生态好，经济资源基础就好，最终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第四，节俭，有利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在全社会节俭的前提下，必然需求是紧缩的，这会企业盲目投资，从全社会看，必然会极大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
第五，节俭，有利于社会建设。节俭有利于涵养自律人格。而自律人格会大大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这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一种间接推动。
既然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节俭的悖论”是不存在的，所以凯恩斯经济学，本质是短期局部经济学。立足世界经济长期发展需要，我们应抛弃凯恩斯经济学。
关于科斯，有不同争论。一是关于科斯到底存在不存在，有不同争论；二是若科斯存在，其准确涵义是什么，有不同争论。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科斯还是存在的。其中一些学者将科斯归结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若交易费用为零，则不管如何进行初始配置，最终市场自愿交易都会导致资源配置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第二种情况，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这里笔者认为，科斯重点应是突出了产权清晰和市场交易的重要性，但科斯有一个最突出的缺陷，是对公平问题的忽视，这让科斯最终也成为“黑板经济学”（科斯曾戏称一些学者的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与现实真实世界脱离甚远）。
对于科斯的第一种情况，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就是一个反明。所谓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说是两个人分一笔总数固定的钱，比如100元。分配方法是：A先提出分配方案，然后B表决是否接受。若B表决接受，则按照A提出的方案分钱；若B表决不接受A提出的方案，则A和B都得不到任何分配。这个实验可以看成是科斯第一种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但最终结果并没有达到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的均衡。实验得到的结论是：提出方案的人，多倾向于平均分配；而接受方案的人，若对方提出的分配方案少于30%，则多，若多于30%，则倾向于接受。产生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一些分配方案没有体现公平原则，自然会被一些人，并导致双方利益都受损。
对于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第二种科斯情况，若产权界定不满足公平原则，真实世界也不可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均衡。第一，若产权界定不公平，必然人们会抵触界定，若产权界定不公平程度超过人们的心理认可界线，还有可能会引起社会骚乱。第二，由于市场缺陷，在市场博弈过程中，不公平的产权界定效应会进一步被放大，导致社会更失去性，并导致产生更多社会问题。
根据上述讨论，笔者认为，科斯必须要补充公平元素，才更完善。考虑公平因素，科斯应表述为：不管交易成本是否为零，只有满足公平原则的初始资源配置，人们的交易才有可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注意，这里说只是可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不是一定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因为虽然初始资源配置满足公平原则，但由于有市场缺陷，最终博弈结果未必最优。
由科斯完善可知，社会在清晰产权的同时，还应持续不断解决好公平问题。因为市场竞争本身是呈极化特征的，在市场博弈的过程中，更多是拉大社会不公平，而不是缩小社会不公平。如何解决好公平问题，自然更多需要出场。但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是，也存在失灵问题，所以也未必能做好推进公平建设这项工作，这也是很多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和困境。
另外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公平，也未必能得到一个社会基本共识，这也是推进社会公平建设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此，科斯还需要加上一个公平价值偏好约束条件。
若考虑公平价值偏好约束，较完善的科斯表述可以改为：在社会公平价值偏好大体一致的前提下，不管交易成本是否为零，只有更多满足公平原则的初始的清晰界定，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
“柠檬”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所以，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也称次品市场或旧货市场。1970年，31岁的著名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的论文，对柠檬市场进行了具体分析，所以，柠檬市场也称阿克洛夫模型。
对于柠檬市场，主流的结论认为：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从而取代好的商品，导致市场中都是劣等品，并最终导致市场。
其分析的思是：主要原因是由于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交易一方很难判断商品价值，最终只能多按市场期望平均价出价，这会导致高质量商品价格被低估并逐渐退出市场，由此必然导致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商品平均质量进一步下降，最后，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只剩下坏商品，市场消失。
但现实市场存在情况与研究结论并不相符合。因为现实市场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大量存在。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笔者认为，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本质也是均衡的，也是有效率的。
首先，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旧货市场有，新货市场也大量存在，而且新货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一定就比旧货市场少。如此，研究者基于旧货市场信息更不对称从而推理出旧货市场必然会的分析过程，也可以运用到对新货市场的分析，如此，按原推理过程，必然也会推出新货市场最终也不存在，这与现实是矛盾的，是严重不符合市场实际的。
其次，旧货市场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存在比新货市场有更高水平均衡的情况。因为从供给方面看，由于考虑是旧货，可能要价会更低；从需求方面看，低价购入旧货，但旧货使用价值未必就真小，可能所产生的实际消费效用要更要高于新货效用。尤其对低收入群体而言，旧货市场有更大存在价值。而有些新货市场，不均衡情况也是比比皆是，比如存在的一些买贵现象（价格高反而需求高，价格低反而需求低），就是新货市场不均衡的突出表现。之所以出现买贵问题，根源也是信息不对称所致。
再次，基于人的把控，从长期看，所有市场最终都应是实现均衡的。因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不管是旧货市场，还是新货市场，除特殊情况外，在一般情况下，高质量商品一般不会轻易出手，供给方一般会拉长交易期限，等待识货者。这最终导致，高质量商品，总体还是高价格，低质量商品，总体还是低价格。也即，对于任何市场而言，不均衡情况可能会产生，但一般不均衡值总是围绕均衡值上下波动。不均衡更是一种短期的波动，在长期内，从平均值看，不管是旧货市场，还是新货市场，最终都是均衡的。因为若某一种市场长期不均衡，一种情况，若长期价格低于价值，则供给者必然最终都会退出，最终该市场不存在；还有一种情况，若长期价格高于价值，则必然有其它供给者会进入，最终通过竞争产生均衡。
最终结论是：基于人的把控，在长期内，旧货市场和新货市场本质都是均衡的，所以旧货市场和新货市场也必然长期存在，这也与现实的市场存在情况是相符合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经济均衡问题，若我们把经济均衡概念定义为在完全信息前提下的人的完全的产物，则我们可以将所有市场，包括旧货市场和新货市场，都可以看成均衡的存在。因为人的毕竟是有限的，信息不对称也是严重存在的。
总之，所谓均衡和非均衡，对市场而言，是一枚货币的两面。立足不同均衡定义，从一面看，我们可以把所有市场都看成是均衡的；从另一面看，我们也可以把所有市场都看成均衡的。或者在短期内，所有市场都均衡的，但在长期内，所有市场都是均衡的。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从现实角度出发，一切存在肯定背后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不然，若没有存在的理由，必然不可能有对应的存在。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的长期存在，本身就说明其背后肯定有其长期存在的理由。
这里对黑格尔的话，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任何存在，实际都是一种均衡，尤其是一种长期存在，更是一种均衡。
本文的最终结论是：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与新货市场本质没有多大区别，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本质也是均衡的。
“ 完全竞争市场最有效率”，这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得到大家。但细想起来，这个命题应是一个有问题的命题。
首先，要考虑效率是对谁而言的，是对生产者，还是对消费者，还是从社会总体角度谈效率。有些市场对生产者而言是有效率的；但有些市场对消费者而言是有效率的。
其次，对于完全竞争市场，一个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规模效益。这会导致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要高于其它市场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竞争市场所形成的均衡点，很可能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点的上方，这会导致完全竞争市场所形成的均衡价格要高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所形成的均衡价格。这对消费者而言，未必是好事。同时，对于生产者而言，由于缺乏规模效益，生产成本也高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生产成本，这对生产者而言，也不是好事。最终，由于消费者高价格和生产者高成本，导致社会总福利受损。
再次，在垄断竞争条件下，由于有一定的规模效益，这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这会导致长期成本曲线整体下移，随之市场均衡价格也会降低，最终导致社会总福利增加。
第四，寡头垄断市场若互相之间没有形成合谋状态，也有助于社会总福利增加。但若寡头之间形成合谋状态，则近似于完全垄断市场。
第五，在完全垄断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基于垄断地位，制定高价，产生高额垄断利润，形成对社会福利的。但完全垄断市场，对生产者而言，是最有效率的。
综上讨论，笔者认为，最好的市场状态应是垄断竞争，或是没有形成合谋状态的寡头垄断状态。这两种市场状态既体现了规模经济优势，也体现了市场竞争优势，最终有助于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而完全竞争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都不是理想的市场状态。因为一个不能较好体现规模经济优势，另一个则不能较好体现市场竞争优势。所以，一般经济学教科书所认为的“ 完全竞争市场最有效率”命题，应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制度作为一种产品，也存在边际收益递减问题。关键原因是人性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这会不断蚕食制度的约束效应，从而使制度的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说，一项新制度刚执行的时候，可能还具有较大约束效应，但越往后，制度的约束效应越差。比如，中国的反制度，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提出存在所谓钱穆陷阱，即是制度边际效应递减的典型案例。
消费问题是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消费函数自然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经济学内容之一。凯恩斯最早提出消费函数这一概念，他认为，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库兹涅茨认为，长期消费是收入的一个固定比率，在长期内，平均消费倾向大体稳定。斯密塞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是现期收入的函数，并且消费水平随现期收入水平提高而比例减少，而储蓄则随现期收入水平增加而增加；在长期内，消费除受收入影响外，还受其它诸多因素影响。杜森贝里认为，人们的消费存在互相攀比现象，同时，消费还具有一定的惯性。弗里德曼认为，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莫迪利安尼通过生命周期说解释消费问题，认为消费者是根据生命周期来安排个人最佳消费。还有一些学者在消费函数中加入预期因素，预期也成为影响消费的一个重要变量。等等。
总之，现有各种消费函数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和不足：一是只考虑一个人的消费效用满足，没有考虑到一个人对消费效用的安排；二是更多考虑物质层面的消费效用，缺乏层面的效用考虑。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消费函数，在消费效用满足方面，不仅要考虑的效用满足，还要考虑的效用满足问题，尤其在一些教文化浓厚的社会，人们的一些消费，与满足效用是高度相关的，甚至更重视效用的满足；另外，人们消费不仅仅是只考虑物质效用的满足，还同时考虑效用的满足。在消费成本支出方面，应是物质成本支出和成本支出的总和，不应仅仅只考虑物质成本支出。
另外，消费函数还具有：一个人的物质收益和收益，二者存在一定程度边际替代问题，比如在贫困状态下，可能一个人会更多通过损失收益换取物质收益，一个人在物质富裕情况下，可能会更加注重追求收益，比如人们常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个人随着收入的增加，可能会更加注重消费的相对效用，比如可能会产生一些炫耀性消费等；与物质收益存在边际递减规律一样，在收益方面，也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比如，一个人荣誉过多，必然在增加同一级别荣誉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会递减，除非后面的荣誉等级要比前面的荣誉等级更高，才可能边际收益递增；在特定的下，消费还存在消费异化问题，即消费过程否定消费自身存在的真正价值。
市场更具长期性，还是更具短期性，笔者认为，从本质看，市场更具短期特征，而不是长期特征，要克服市场浪漫主义。
首先，市场的实质主体是人，人的行为是决定市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关键变量。而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这客观决定了人的行为必然多具有短期性。由于每个人的行为多具有短期特征，最终，众人短期行为的合力，必然使市场多具有短期特征。
其次，信息不对称，也是加剧市场短期性的一个重要变量。不管是生产，还是消费，市场中总是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这种大量的信息不对称，为投机者提供了短期牟利的巨大空间。而投机者的短期性操作，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短期性。
再次，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加剧市场短期性的一个重要变量。世界上不存在十分完善和严密的制度。即使很完善严密的制度，也存在机会主义发挥作用的空间。有机会主义，必然就有短期性。
第五，从市场演化的实践趋势看，若市场本质是长期的，则从长期看，市场的波动必然会越来越少，市场的运行质量必然会越来越高，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市场运行的长期实践中，市场总是处于不断的波动中，且大波动和小波动都在不断产生，市场的运行质量并非总是在提高。
罗纳德·科斯在探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时，主要考虑的是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即企业的边界在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处。
如何界定与市场的边界，由于主要是立足公共利益立场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以，决定规模和职能的最重要变量只能是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为此，笔者认为，决定与市场边界的应是：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当一个的规模和职能还处于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社会成本时，则这个的规模和职能还有进一步扩张的必要；当一个的规模和职能已经处于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收益，则表明规模过大，职能过多。
基于上升，笔者认为，最核心的职能应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要始终抓好公品的供给问题。第二，要始终抓好公共秩序的问题。第三，要始终抓好公共的建设问题。市场交易本身对公共有一种作用。当然市场交易也可能会促进公共建设，比如诚信。但市场交易所衍生的公共更多会有一种工具化倾向或牟利化倾向，包括短期化倾向等，这些特征与公共的本质是相悖的。公品、公共秩序、公共三方面建设，是最核心的职能，任何都少不了这三方面职能。
另外，由于利益驱动，规模和职能自身也会有一种扩张的趋势。如何有效防止规模和职能的过度扩张，第一，应严格控制预算支出。除特殊情况，比如发生战争等，一般情况，一个的预算每年应尽可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比例上。第二，的所有决策能公开的应尽可能公开化。公开化有利于社会对进行有效监督。第三，积极促进第三部门发展。第三部门是对和市场缺陷的一种有效弥补。
经济问题，一半是主观，一半是客观，是二者互动的一个结果。对于客观，由于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我们可以预测；但对于主观，由于有人的意志参与，就很难预测。最终，客观和主观结合，使经济预测很难有规律可把握。
经济预测的实践也证明，经济预测很难把握。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都不太好。席勒是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算是比较擅长预测了，在《非繁荣》（1999年出版）一书里，他预测2000年互联网泡沫将破灭。但实际并没有发生。还比如，在2010年1月10日，席勒预测标准普尔指数会从当天的1280点以每年1.3%的升幅，在十年后升到1430点。实际上2013年1月4日这一点数就被超越。关注席勒的众多预测，其实多数都没有准确性。在国内，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学学者的一些预测，也是如此，很多也没有准确性。
既然经济很难预测，或本质是不可预测的，为什么还会有很多人热衷于经济预测，这与人们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的心理有关。面对不确定性，如何减少不确定性的，一般人们总是会多寻求一些权威人士的帮助。比如，求神，找算命的算命，或者，就是找专家。即使这些努力没有作用，但至少还可以产生一些心理安慰作用，也少了一些后悔心理。
这里虽然经济本质是不可预测的，但并不意味经济就不需要研究。经济不仅要研究，而且还要深入研究，研究经济意义十分重大。研究经济，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经济层面有机结合，并最终促进人与自然共同和谐发展。所以，经济研究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也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同时，由于涉及变量太多，经济研究也是学问中最难研究的一门学问。经济研究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共同富裕是一个经济大问题。促进共同富裕，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有关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每缩小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会提高0.2个百分点。应对经济危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也是最直接有效手段。若扩张性经济政策，不能有效缩小差距，这只会产生短期刺激经济效应。扩张性经济政策只有和缩小差距效应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持久效应。另外，在差距大的社会，也是一个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的社会。因为经济系统本身是一个流动循环体，若存在薄弱环节，就容易在薄弱环节出现资金或产品流动的堵塞，而贫困群体往往就是容易导致经济流动性堵塞的薄弱环节（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实质是在贫困群体环节发生了经济流动性堵塞）。
共同富裕是一个大问题。共同富裕是稳定的重要基石。差距大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从我国历史看，历次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差距是重要变量。从国外情况看，一些发展中国家接连发生颜色，背后深层次原因还是差距。差距大，反映在上，必然是利益集团交锋激烈化，而贫困群体由于缺乏参与的资本，其行为会有冷漠化趋势，最终导致被大利益集团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行为就很难有效体现原则。这又会进一步导致行为恶化，形成与发展的恶性循环。美国的经验就充分显示，得到的一些政策，并没有缩小差距，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富人对中产阶级和穷人的优势，超级富豪往往是上最大的赢家。美国学者拉里·M·斯在《不平等的》一书中通过大量的事明：贫困和不平等正在严重挫伤美国的平等主义理想，也严重损害了的合理化。
共同富裕是一个文化大问题。差距会催生文化二元化，形成穷人文化和富人文化二元价值体系。同时，文化的神圣性会更多被性所替代，文化本身更多成为一种谋取财富的手段。一些人为了跨越财富的鸿沟，各种机会主义文化就会受到鼓励，并且泛滥，如赌博、投机等一些冒险行为，就会更多被文化体系所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会越来越包装化和空壳化，越来越成为物质内容的包装纸，而文化本身的真正价值功能会越来越弱。
共同富裕是一个大问题。差距拉大既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研究也表明，差距大的社会，人们的环保意识更差。由于不注意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让贫困地区发展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一方面，越贫困，压力越大；另一方面，越差，又导致贫困压力越大。联合国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说，如果不对采取紧急应对措施，那么到2050年全球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可能增加多至30亿。
共同富裕是一个社会大问题。差距大，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学者理查德·威尔金森等在《不平等的痛苦》一书指出：在分化严重的情况下，一些研究表明，社会上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不平等较严重的国家，毒品的使用情况更为严重；在不平等的国家中，凶杀率更高；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中，更多的人想成为者，在较平等的社会中，更多的人比较宽容、同情他人；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和美国各州，之间的信任水平也较低；差距大的社会更具惩罚性，因为在社会等级中，人们会利用歧视和向下的成见来防止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提高社会地位，同时，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通过向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而试图赢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就是产生所谓的自行车效应，即一个人骑在自行车上，对他的上级点头哈腰，同时一脚踩向他底下的人，即产生一种错位。
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能用一般商品的供给与需求规律来分析。若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或若不考虑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结合的情况，在资本要素供给丰裕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资本要素供给价格下降趋势。
但若考虑技术进步，情况就大一样。由于资本要素丰裕，资本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丰裕优势促进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本质是劳动要素的。比如无人工厂、无人超市的出现，甚至出现无人面馆等。如此，资本越丰裕，必然对劳动力越严重，从而导致劳动要素相对越来越过剩，即相对资本要素越来越过剩，从而导致劳动要素价格更有降低趋势。也就是说，资本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在减轻人的劳动，但在减轻人的劳动的同时，也同时让人的劳动成为多余，最终让劳动者本人成为多余。也就是说，资本和技术结合起来，使资本越来越成为劳动的。同时，资本要素利用技术优势，也使资本的利润空间更大。在资本利润空间更大的情况下，必然拥有资本比拥有劳动力更好，这会导致资本要素价格有越来越高的趋势，而不是价格下降趋势。如此，资本要素越丰裕，资本要素价格会更高，劳动力要素价格会更低。所以，一般实际情况应是，一个社会资本要素供给越丰裕，资本要素会越值钱，劳动力要素相对会越便宜，劳动者会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或者也可以说，资本越富，劳动者必然越穷。
由于劳动要素相对价格越来越低，劳动者越来越成为多余，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要素供给越丰裕的国家，很可能人口生育率越低。而资本要素供给越是稀缺的国家，人口生育率很可能越高。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就是。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价值分配以劳动价值为基础是关键。劳动价值论是建设理想社会最科学的价值论，是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论。另外，从长远看，在资本要素供给不断丰裕的情况下，世界还需要人口。另外，越是资本要素供给丰裕的国家，越要加大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尤其是越要加大分配调控的力度，尤其是要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然，资本要素供给越丰裕，可能会导致社会贫困人口越多，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社会问题越来越多。
产业扩张是城市扩张的基础。但产业扩张能否真正提高城市化水平，就业率是重要变量。若产业扩张不能带动就业增加，这样的产业扩张是无法真正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因为没有就业，城市必然无法容纳更多人口。在没有就业的情况下，城市人口的增加只能是贫困人口的增加。当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城市治安必成大问题，城市管理费用必然大增，最终也必将影响到城市产业健康发展，最终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萎缩，城市化否定。
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产业扩张带动就业增加的速度也在变慢。如无人工厂、无人超市、无人面馆等，几乎雇人很少。所以，技术进步客观排挤人口就业，这会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
国家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定要经常调查城市人口的就业情况，应根据就业水平提高情况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不然，盲目扩张城市，社会风险极大。现代社会，城市是核心要素的聚集地。城市安全是和安全的关键。
一个人有恒产，才有恒心。这里恒产，关键是稳定就业。也就是说不仅要有就业，而且要有稳定就业，这样才有长久的稳定。如此，推进城市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不仅要考虑就业问题，更要考虑稳定就业问题。也就是说，城市化水平能否继续提高一定要与这个城市的稳定就业率高度挂钩。
发展中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多，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有可能产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情况。在没有稳定就业的情况下，城市不稳定风险会大大增加。所以，发展中人口大国更要把城市化水平提高和稳定就业高度关联起来，应立足稳定就业逐步推进城市化。否则，城市得病，农村也得病。城市病，是人口拥挤产生大量贫民窟；农村病，是土地撂荒和空壳化。同时，国家粮食安全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最终，这种状况成为国家发展的陷阱，难以自拔。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长期徘徊，也与此有极大关系。
总之，国家推进城市化，一定要高度重视稳定就业问题。稳定就业是推进城市稳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城市化水平提高一定要与稳定就业率高度挂钩，其他变量则为次要考虑因素。其中靠房地产扩张推进的城市化，更是高风险，而且越往后，风险越大，需要高度和防范。
全面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不仅要考虑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也要考虑提高非劳动资源要素的生产效率。尤其对于人口密集型和人口规模巨大国家，劳动要素相对丰裕，在这种情况下，应需要更加注重提高非劳动资源要素的生产效率。若仅仅考虑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一个方面，辩证看，利弊皆有，我们不能只一味看到其利。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有：一是从局部看，或从个体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减少劳动者的劳动投入；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极大提高社会产品的丰裕度，这对社会而言，也是好事；三是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好处有：从全社会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者而言，未必是好事。因为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一个劳动者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若市场需求不变，或甚至市场需求缩小，则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劳动者数量必然比原来更少，这会导致社会就业率降低，让更多人失业。所以，当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时，则有可能失业率越高。所以，从某种意义讲，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者的劳动本身有一种异化作用，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让劳动自身否定自身，让劳动更多成为一种多余的存在。同时，在失业率增加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不能导致全社会的劳动者收入都提高，一般情况是，更多只能导致一部分劳动者或一小部分劳动者收入会提高。一般情况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资本家收入获利最大，因为资本家可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同时，若更多劳动者没有就业，必然缺乏收入，则所谓的社会产品丰裕，对这些失业者而言，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只能满足眼福。另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是，会对自然资源产生过度利用的压力以及对安全会构成较大。比如，机器开采矿石替代人工开采其劳动效率可能要高几十倍甚至几千倍几万倍，但在提高采矿速度的同时对的速度也可能会加快。比如，工业文明对的过度以及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就是。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如何大用其利，规避其弊，推进社会和谐建设，一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要大力开拓市场，尤其要注重开拓国外市场。二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就业问题，要广开就业渠道，尤其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要更加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尤其要加大对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税收调节力度，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四是要适度控制人口增长，不然，伴随人口增长，必然也伴随贫困增长。五是可以考虑多发展一些公有制产业和公益性产业。六是要更加重视体育、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七是要更加重视社会的文明建设。八劳动类自然资源节约持续利用，进一步加强工作。九是对于人口密集国家，在提高生产率方面，一方面，要提高劳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更要重点提高非劳动要素的要素生产率，如土地产出率、资本要素生产率、资源要素生产率等，应重点提高。
从中国经济资源要素禀赋结构看，人口规模巨大是显著特征，人口要素和劳动要素相对丰裕，从经济学边际均衡角度看，立足要素产出均衡和总要素产出最大化考虑，同时，立足以经济内循环为主并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从长远看，国家应重点提高非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值或生产效率。一是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要大力提高土地、资本、资源等要素的生产效率。三是考虑目前老龄社会情况，应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实现老年产业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四是要更加注重非劳动自然要素资源的节约利用问题，立足可持续发展，切实好，在技术研发径选择上，国家应对非劳动自然资源要素节约技术进行重点研发。五是经济与人口政策要协调推进。六是要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问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七是城乡发展要协调推进，要防止农村空壳化和城市过度拥挤化并发问题。
如何定义财富，一种是从客观物质方面来定义，一般可以认为，拥有物质尤其是稀缺物质越多，财富必然越多；一种是从主观效用方面来定义，若一个人效用增加，即是财富增加。由于从主观效用方面来定义财富，必然随意性很大，本文认为应立足从客观物质方面来定义财富，较好。立足从客观物质方面定义财富，本文认为，所谓创造财富本质还是分配财富。
从实际生产过程看，所谓创造财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要努力实现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比如，一个企业要创造财富，必然要提高生产效率，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最终点，就是以更少的投入，换取更多的收益。这里以更少投入换取更多收益的过程，就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全社会的货币量固定。则一个企业创造财富的过程，也就是使自己拥有的货币增加的过程，这必然要减少别人或别的企业拥有的货币量。这里假如货币就是财富的度量，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创造财富的企业财富增加了，但别人或别的企业的财富减少了，这就是一个财富的再分配过程。所以，这里所谓生产，其实更多是一种手段，是生产主体通过生产手段最终实现财富的再分配。
从客观物质方面看，全世界的财富总量，其实是一个定值，因为物质的总量是一个定值。问题是能不能通过一种办法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总量，不可能。刚才讨论了，通过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本质还是财富的再分配。再一种办法，我们通常通过重新界定所有权来增加财富，但这只能增加局部或个别主体所拥有的财富，而整个地球的财富并没有增加，因为整个地球的物质总量并没有增加。而所谓技术进步也是只改变了财富的物质形态而已，或对物质财富的元素进行了重新组合，从总量看，也并没有增加全球财富的总量。再还有一种办法，我们能否通过多发货币来增加社会财富，这也不可能。因为增发货币只代表虚拟财富增加，并不代表真实财富增加。同时，让一部分人多拥有货币，本质也是让其多拥有财富，但这必然会减少别人拥有的财富量，这本质也是财富的再分配而已。
总之，人类的任何活动，从本质层面看，都是着眼于财富的分配或再分配。人类的、经济、文化、军事等活动，本质或核心都是围绕财富的分配或再分配而展开的。可以说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本质都是资源分配的争夺过程。所谓生产，还有所谓的、文化、军事等各种活动，都只是资源分配或再分配的手段而已，其本身并不是目的。
如何缩小差距，从整体和全局看，关键在分配，而不是在生产，分配是本。但从局部看，生产与分配都很重要。比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改善生产过程，通过增加出口，增加本国财富，最终促进本国共同富裕，这种情况是生产和分配都很重要。或者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多占有别国财富，增加本国财富，但这要以减少别国财富为代价。
总之，本文的结论是：生产其实是实现财富分配的手段而已，所谓创造财富，本质还是财富的分配或再分配，人类通过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各样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一个社会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更加重视分配问题。
人们在消费产品和服务时，在经济学理论分析中，一般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一个人在消费同一种产品或服务时，消费后一个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效用增量要小于消费前一个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效用增量。比如，吃苹果，就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吃到最后，还可能会产生负效用的情况，因为若2个苹果吃饱了，人再吃第三个苹果就不舒服，对身体也不好，第三个苹果的效用就是负值。不仅吃苹果有边际效用递减情况，吃其他东西也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情况。
在实际生活中，消费边际效用递减是一种普遍现象，问题是，有没有人们在消费产品和服务时，存在边际效用递增情况，应是有的。下面笔者给出一些边际效用递增若干情况的分析，供大家参考。
一是消费成瘾的东西，有边际效用递增情况，但也需要在一定的限度内消费才有递增的情况，超过限度就不一定成立。比如毒品等，刚开始消费毒品可能存在边际效用递增情况，但超过一定限度就不一定边际效用递增。二是在消费品存在组合效用的情况下，一个消费品在消费的初期，可能存在边际效用递增情况，但当消费品组合达到最佳配置后，则该消费品的边际效用会递减。比如，家具的购置，若家里客观需要两个某消费品，则第二个消费品的增加，其所产生的边际效用要大于第一个消费品的边际效用。三是通过违规所获得的消费。比如，可能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增情况。人们常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就是一种边际效用递增情况。这里为什么“偷不着”边际效用要大于“偷得着”边际效用，注意这里“偷不着”的边际效用是指心理预期效用，不是实际消费的边际效用。当然，违规也是有成本的。有些违规消费并不一定边际效用递增，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四是对于意外获得可能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增情况。因为意外获得会让人产生惊喜。比如中彩票等，可能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增情况。五是通过占便宜行为所获得的消费。比如吃提供的免费午餐等，可能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增情况。六是一些收益，可能存在边际效用递增情况。比如，一个人微博或短视频的网络关注人数或点赞人数，当关注人数很少或点赞人数很少时，其边际效用也小，对人的情绪影响不大，但当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个人效用可能增加很多，产生这种情况与边际效用递增有关。
总之，社会经济现象是复杂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消费行为是不是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增情况，既需要结合所消费物品的特性来分析，也需要结合消费量来分析，还需要结合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来分析，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制度因素和习俗因素等，另外，还需要考虑到个人的偏好。
目前，一些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有三个方面。一是缺乏长期性，没有充分体现战略思维意识；二是缺乏整体性，多注重单方面发展；三是缺乏现实性，理论多停留在黑板演绎层面。经济学如何走出困境，如何能更好跟现实对接，笔者认为，经济学需要建立大经济学范畴。
第一，需要树立大财富观。大财富观所包含的财富，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自然财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二是人造财富。包括各种房屋、机器设备、人造工程等。三是金融财富。包括各种货币、有价证券等。四是身体财富。健康的身体不仅是财富，而且是更重要的财富。五是心理财富。能否有一个健康的心理，也是一个人的重要财富。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若能拥有健康的心理，国家的物质财富必然会大大增值。
第二，需要树立大均衡观。所谓大均衡，是指整体持久均衡。反映在时间维度上，就是经济增长必须是可持续的，不是短期的，必须要体现更持久的发展。反映在空间维度上，就是经济增长要在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等综合均衡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均衡，经济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均衡。
第三，需要树立大动力观。经济增长的大动力是经济三重动力的耦合。经济增长的表层动力是要素动力。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动力取决于要素富裕程度，越是要素富裕，要素动力越强。经济增长的中层动力是制度，这里的制度，是各种制度的总和，包括各种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制度动力取决于制度所体现的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程度。公平与效率越是有效结合的制度，制度动力越充足。经济增长的深层动力是文化，核心是人文。由于人文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所以，人文动力更具持久性特征。最终经济增长，取决于三重动力的耦合推动。经济增长，需要从要素、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挖掘动力，形成合力推动经济增长。
第四，需要树立大科学观。经济学应建立在大科学的基础上。其中历史、数学、心理学应成为大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学科。历史是最宏观的经济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心理学是最微观的经济学。任何人的经济决策行为，都离不开微观心理基础。搞不清人的微观心理活动规律，其经济分析必然是盲目主观的，是有较大误差的。数学为经济分析提供最优工具。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如何发现其中的经济演变规律，经济学应充分利用数学所提供的各种最现代的工具。但经济学利用数学，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或形式上，关键是要体现实质利用，要在经济分析过程中，充分体现数学的逻辑，这是最重要的。除了这三大基础学科外，其它学科也很重要。比如哲学。哲学为经济学提供价值和方向指导。好的经济学，离不开好的哲学基础。高级经济学，总是与高级哲学耦合在一起的。还有，经济学也离不开美学的基础。好的经济学理论，应是具有美感特征的。因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世界本质的理论，不仅满足真的属性要求，也必然满足美的属性要求。
第五，需要树立大数据观。《大数据时代》作者维克尔认为，在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社会学、学和许多学科门类都会发生巨大甚至是本质上的变化和发展，进而影响人类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收集成本会大大降低，各种算法的准确度都会有提高，这为微观经济行为的优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控都提供了良好基础。
第一，应体现性特点。由于经济实践本身是式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经济理论教材也应是式的。具体比如一些经济学教材中的题，就不应设计标准答案，应多一些讨论题，应容许学生就问题进行式讨论中。通过讨论，进一步深化对经济问题的认识，这样教学效果会更好。
第二，应体现实践性特点。经济学本质是实践学。一是要学生如何观察经济实践，如何调研经济问题，这很重要。二是在经济学教学中，要多一些实践调研课，要多走出课堂去学。三是切忌过于数学化抽象演绎经济理论。经济学课不是数学课。不能把数学水平和经济理论研究水平等同起来，也不能以数学应用程度作为划分经济学教材是高级，还是中级，或是初级的依据，应以思想的深度划分经济学教材的不同等级。另外，经济是一个复杂多变量的集合，基于混沌效应，对于复杂多变量集合，越数学化抽象演绎，可能离实践会越远，理论可能会越具有黑板性。
第三，应体现简洁性特点。清·刘大槐说，简为文章尽境。沃夫纳格说，的思想是用凝练的语言来表达的。宋·陈矣说，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达·芬奇说，简单是终极的复杂。大道至简，高水平的教材总是简洁的。
微经济学既不是微观经济学，也不是宏观经济学，而是既包括一些微观经济学内容，也包括一些宏观经济学内容，也包括制度经济学中一些内容等的学科，应是一门特殊的学科。
微生产，主要是指生产微型产品一类的经济活动。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产品向微型化方向发展，不仅物质产品越来越微型化，而且产品也越来越微型化，比如，微小说，微电影，微博，等等。
微消费，主要是指人们的消费更向短、微、快方向发展。一是对同一产品，消费时间越来越短，尽可能追求多品种；二是追求消费产品微型化；三是追求消费的快速度。
目前，人们更多追求微消费，也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一种表现。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产品品种的多样化发展，人们的消费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的消费者为了实现尽可能多的消费，为了实现尽可能大的消费效用，必然会更多倾向于消费品种的多多益善。这其中的原理就是边际消费效用递减，为了克服边际消费效用递减，选择更多的消费品种就是一种趋势。但选择消费品种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很多，因为人的寿命和消费能力有限，这时，微消费就应用而生。比如吃饭，如何吃的最好，自然是在品种很多的情况下，每一个品种都尽量少吃一点，在肚子容量有限的情况下，也就实现了最满意消费。再比如，快餐流行，一方面，是人们为了与生产方式的快节奏相适应，对消费方式进行了改变；另一方面，这种消费方式也有利于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本质也是一种微消费。
另外，微经济学也应包括对大量小微企业的研究。社会发展，需要大企业，也需要众多的小微企业。传统经济学，往往注重了一些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包括案例的分析与选择，都是偏重于对大中型企业行为的分析与探讨，而对小微企业的经济行为关注不够。而事实上，社会有了大量健康发展的小微企业，最终也是大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而且小微企业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其社会意义更大。所以，经济学应更多关注小微企业的发展。
另外，由于微经济学关注人们的微经济行为，所以，微经济学也将更加注重人性的经济学分析。由于这个缘故，微经济学需要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教综合起来。因为任何个体的经济行为，总是要受到其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教因素等的制约。人既是生物的，也是社会和文化的。
微调控，是区别于传统经济学宏观调控的一种新型调控经济的方式，其主要目标是追求平稳发展，其主要手段是微刺激。微刺激，就是在经济需求方面，要进行适度刺激，不提倡大规模刺激。现代经济，由于分工的无限紧密，信用的无限扩展，以及实际存在的许多杠杆作用，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另外，由于经济活动客观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人们往往很难对其有认识，为了追求经济的平稳，防止大起大落，多用微调方式进行经济调控和刺激，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一些经济实践也证明，大规模刺激，往往会导致，副作用也很大。
微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体现主要是重点关注微。所谓微，就是微小的和局部的制度。在总体利益格局固化的情况下，提倡微，也是一种稳健和明智的前进方式。
面对一个人口大国，稳定是第一要素，所以，中国客观需要一种新的经济调控模式，需要积极探索微调控经济管理模式。
另外，在经济制度创新方面，中国也需要积极提倡微。积小胜为大胜，集腋成裘，社会历史发展不可能总是质变和突变，社会历史发展也离不开量变的积累。经济制度也是一个创新不断积累的过程，大创新往往是小创新不断积累的结果。
什么是，简单说，就是运用逻辑思维，进行计算、推理、分析、综合，然后进行判断等。什么是本能，是指一个生物体趋向于某一特定行为的内在倾向。其固定的行为模式非学习得来，也不是继承而来。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创造了本能的概念。他们认为，本能是有目的的、由自然赋予的、用以其繁衍的动作。13世纪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用本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认为动物的行为是不的，是自然植入的，它们盲目地受感觉，人则有的灵魂，其行为是由的理解支配的。R.笛卡尔认为本能是设计的，使动物的行为具有适应性的力量源泉。近代心理学家如W.麦独孤则认为本能是一种先天的心理倾向，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推动者。S.弗洛伊德又把人的本能分为本能（自卫本能与生殖本能）和死亡本能（侵略本能与本能）两种。他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受这些无意识的本能或的支配。后来他又把本能称为“本能性冲动”。
在《思考，快与慢》（·卡尼曼，2012年7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作者·卡尼曼认为，我们的大脑有快与慢两种作决定的方式。常用的无意识的“系统1”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作出判断，它广博，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作出反应。但系统1也很容易上当，它“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任由损失厌恶和乐观之类的错觉引导我们作出错误的选择。有意识的“系统2”通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作出决定，它比较慢，不容易出错，但它很懒惰，经常走捷径，直接采纳系统1的直觉型判断结果。这里我们也可以简单把本能归为“系统1”，把简单归为“系统2”。
一般而言，我们的常识总是把人的本能在的边界之外，总认为本能不属于的范围，是的。其实，细究起来，基于经济学视角分析，本人认为，本能其实也是一种，而且是的集成。
首先，本能有助于种的延续，这体现了最大的存在。种的延续是的第一需要。没有种的延续，就不可能实现人的存在。在实现人的种的延续方面，本能比的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好。
其次，来自本能的反应时间短，这有助于人类对抗来自的突然。我们常说的是需要计算的，而计算就需要时间。而人类在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计算的，或是来不及进行计算就需要作出肢体反应，否则，就会有生命。而本能就体现了这一优势，本能就是不需要经过人脑计算的一种反应。
再次，本能有助于人际交流，有助于形成合作群体。人类为什么会形成合作，一方面，是基于的考虑，是基于长期利益的计算，可以说在推进合作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功劳；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本能的功劳。本能通过情感的宣泄，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容易。比如，在有些情况下，一把眼泪比一大堆更有力。在人际互动交往中，有时体现的交易成本要高于本能，或者通过这种形式往往效果并不佳，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本能这种形式。从这个意义看，本能也有时可以看成是的一种情感表达，是的另一种实现方式。
第四，若本能没有体现人类生命存在的，这也不符合进化理论。按照进化理论，生命在进化过程中，总是要不断淘汰一些不需要或不合理的功能，总是要加强一些适应或有利于的功能。若本能真的没有体现原则，就不会有利于生命的存在的，也就必然会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得到淘汰，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从进化理论角度看，本能也是符合存在的。这里我们可以把本能看成是一种进化的稳定形式或集成形式。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有些行为就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习惯，而本能就是一种习惯的沉淀，当习惯渗透到基因里去时，习惯就转换为本能。
第五，从实际看，人类的本能与，各有其适用范围。本能适应短期行为和短期决策，而适应长期行为和长期决策。对于一些事关人类长期的重大事项，人类总是更多靠，靠计算和规划，而不是靠本能。这样，二者就构成了一个互补的结构，共同为人的生命存在保驾护航。
第六，由于人类的决策总有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选择替代问题，所以，本能与，也客观存在冲突。在长期内，由于总有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在里面，而有的人，偏好确定性，这样就会更加照顾本能和短期的需要，而有的人，更偏好未来，这样就会更多照顾和长期的要求。但这里本能与所体现的冲突，实际是人的基于偏好在时间区间选择上的冲突，是自身的一种内在冲突，而不是与非之间的一种冲突。
所以，笔者认为，本能与，本质是统一的，本能应是的集成形式，人在一切意义上，都是的，人的本质就是一个的存在。
所谓职能，是指事物或机构本身应具有的功能或应起的作用。所谓职能，是指应具有的功能和作用。职能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实现与市场互动的最优化，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爱德华·冯·哈特曼说：，不是人类的目的，只是人类的手段。
罗纳德·科斯在探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时，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分工的交易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以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了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企业替代了市场。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
这里所谓交易费用，主要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洽谈交易、订立合同、执行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构成。
很明显，科斯在界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时，其所考虑的交易费用主要是单个微观企业所发生的私人经济费用或经济成本，没有考虑外部性所导致的的各种社会成本问题。但若要界定职能的边界，则其成本就需要考虑外部性问题，就需要综合考虑各种社会成本问题。社会成本不仅包括私人经济成本，而且包括各种行为的外部性所导致的社会成本等。
若考虑社会成本，笔者认为，职能的最优边界确定原则应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则资源配置应由决定。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小于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则资源配置应由市场决定。
一些研究也证明，确实存在一个最优边界的问题，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看，若比重超过50%的为“大”，比重在50%和40%之间的，为“中”，比重低于40%的，为“小”，有关研究结论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支出达到一定水平（对发达国家来说，大概是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后，增加支出并不能达到提升社会福利的效果，至少在以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福利水平的情况下是如此。另外，从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一些研究结论还显示，似乎“小”的表现要好于“大”的情况。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情况，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般而言，笔者认为，具体到实践层面，职能应是一个动态概念。随着一个国家国内外的变化，其职能也会有变化。比如，在战争、自然灾害、差距过大等情况下，职能可能会有增加的趋势。而在和平时期，职能可能会相应减少。从一般基本职能看，应主要有如下若干方面职能。
第一，要着力扶助社会。扶助社会是的一项天然职责，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的共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柏提耶夫说：存在的目的不是把人类生活变成天堂，而是防止其沦为。亚当·斯密认为，帮助穷人是的一项必要职能，并认为这并不仅仅属于收入分配的范畴，而是为了消除各种潜在社会危机的需要。在早期的英格兰，这一职能主要是由社区而不是来担任的。阿道夫·瓦格拉也认为，应致力于富裕人群和较低收入人群之间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工作。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从较富裕的人群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款，用于为较低收入群体提供公共服务。为什么要把扶助作为一项天然职责？一是因为市场本身具有嫌贫爱富的特性，缺乏有效调节差距的内在机制。二是一旦陷入贫困，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依靠贫困者自身摆脱贫困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客观需要提供支援。三是贫困对社会的危害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性的。如何有效扶持，一是要努力健全和完善各种针对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任何一项制度，都要考虑到利益问题，应把利益至少不受损作为制度底线；三是要大力发展有利于就业的产业。
第二，大力促进社会公共工程建设。主要包括三大工程建设。一是要大力建设公共秩序。在公共秩序建设方面，具有天然的规模经济优势。另外，依靠市场自身内生的秩序往往是不稳定的，或是低水平均衡的，这也为历次的经济危机所证明。如何建设公共秩序，核心是，要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个正常有序并且的秩序。二是要大力提供公品。由于外部性，私人在提供公品方面具有天然的动力不足，客观需要大力提供。如何提供公品的效率性，由于公品通过产出方面较难衡量，可考虑多从投入方面建立约束制度，应尽可能实现相关预算的透明化和公开化。三是要大力培育社会公共。公共是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底蕴，并且具有一种长期动力效应。而的只会导致一种局部和短期均衡，不会导致社会全局和长期均衡。但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会导致其自身对公共的建设内生动力不足，客观需要出面弥补这一不足。在公共建设方面，核心是要大力加强社会的诚信建设，因为诚信是最基本的公共。
第三，积极促进第三部门发展。市场有市场的不足，也有的不足，如何解决好二者的共同漏洞，需要大力发展第三部门来弥补。尤其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促进第三部门发展方面，更需要发挥积极作用。
在经济萧条阶段，或在经济危机阶段，必然企业效益普遍不行，经济硬投资边际收益必然多为负值。这里所谓硬投资，主要是指有形物质方面的投资，包括实体经济投资、金融投资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需要转移投资方向，多进行软投资。一是应注意多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多学习，多锻炼，为将来更好发展做好准备。二是应注意多增加社会资本。走出去，多结交社会朋友，在与朋友交往中，寻找发展机会。三是多注意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在一大堆信息中寻找可能存在的投资机会。四是围绕制度建设多做文章。比如，企业管理方式，采取更有效率的企业管理制度等。五是多加强企业文明建设，增加企业品牌价值。要注重团队团结建设，要进一步做好员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尤其要加强意识的教育。企业虽然物质收益亏损，但绝不做危害社会的事，不谋取短期利益。守住品牌，就守住了长远。企业不亏社会，社会也最终不亏企业。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指出：“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之中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我们可以确信不疑。一般而论，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将增加消费，但消费增加，不如收入增加之甚。”这就是凯恩斯在1936年首先引入的绝对收入。该包括三个命题：实际消费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在零到一之间；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上升而下降。在早期的研究中，通过统计调查分析，有许多研究结论支持了凯恩斯的短期消费函数。
美国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42年对美国1869---1938年的国民收入与个人消费资料进行了整理与分析。他发现，在1869---1938年长达70年的时间内，虽然美国的国民收入从1869年的93亿元上升到1938年的720亿元，国民收入大约增加了7倍，但人们的消费始终与收入维持于一个固定比率，平均消费倾向相当稳定，一直在0.84与0.89之间徘徊。
库兹涅茨的发现表明，在长期消费函数中，消费为收入的一个固定比率，平均消费倾向并不是呈递减的趋势，而是相当稳定。若以K表示消费与收入的固定比率，则长期消费函数公式为：
这便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反论”。因为它明显否定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的第三个命题：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的上升而下降。
后来又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在长期时间序列的分析中，得到的是具有稳定的平均消费倾向的消费函数形式，亦即没有截距项的线性消费函数；但从截面数据分析中却能得到凯恩斯的短期消费函数形式。
斯密塞斯是最早调和短期消费函数与长期消费函数矛盾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是根据现期收入水平来决定将其现有收入的多少用于消费，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随现期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储蓄则随现期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但在长期消费函数中，除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外，还有其它诸多因素会对消费产生影响。这些收入以外的因素会使消费曲线随时间延长而逐渐上移，从而导致从长期来看，消费与收入具有稳定的比例关系。
杜森贝里从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两方面解释了长期消费函数与短期消费函数的矛盾。他认为，在短期内消费函数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使消费与收入偏离长期固定比例，但在长期过程中，人们的消费函数要受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的影响，使收入与消费保持一个稳定的关系。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1957年在其《消费函数理论》一书中从否定绝对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的“现行收入”概念出发，以他的“持久收入”发展了消费函数理论，并从持久收入、持久消费、暂时收入、暂时消费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收入消费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关系。他认为，尽管暂时消费与暂时收入对这种稳定关系有短期的影响，但长期看，这种影响会正负抵消，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的稳定关系不受任何绝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这是因为持久收入与现行收入不一样，它本身是消费者预期一生中获得收入的平均值，具有稳定性。因此，在长期内，人们的消费支出主要不是同他的现行收入有关，而是决定于持久收入。
莫迪利安尼根据生命周期对短期消费函数与长期消费函数的矛盾进行了新的诠释。根据莫迪利安尼与布伦贝在《效用分析与消费函数------对横截面资料的一个解释》一文中的论述：消费者消费任何一件物品，是为了得到一定的效用。因此，消费者一生的总效用是他目前和未来总消费的函数。从实际观察到的个人消费行为看，消费者总是想把他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上做最佳的分配，使他在一生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总效用最大，从而得到一生的最大满足。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者要在一生中获得总效用极大化，他应该选择一个与过去平均消费水平接近而稳定的消费率，即在他一生中按这个比率均匀地消费其总收入，将导致总效用最大化。个人在任何一个时期的消费只是他此后一生的整个消费计划的一部分，而同期的收入也只是有助于形成这个计划的一个因素。因此，在任何一个短期内，消费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有密切而单纯的关系。所以，当现期收入超过或低于按稳定的消费率计划消费时，个人将进行储蓄或负储蓄。由于退休后断了收入，消费者为了在退休后也能保持按退休前的消费率安度晚年，他需要在工作期间进行大量储蓄。由此可见，消费者的储蓄动机主要为了实现消费效用的极大化，从而实现一生的最大满足，储蓄便是他考虑了人生的全过程进行统筹规划的结果。根据莫迪利安尼的解释，引起储蓄率波动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消费习惯的反作用。收入的短期变动对消费影响甚微，但会造成储蓄率的波动。其二是生命周期的作用。个人必须对一生的收入作出预期，以便按一个均等的比例进行消费。这样当收入进行变动时，人们便进行储蓄和负储蓄，以便使暂时性收入的变动相互抵消。如果收入的变动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这时，消费者就会调整收入的预期。所以，在收入长期增加时，由于有较高的预期收入，这时家庭将提高其消费水平。
笔者认为，产生“库兹涅茨反论”的根源在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根据一般推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所以应当有平均消费倾向递减，但问题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在短期和长期对消费函数的影响是不同的。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短期内对消费函数有较大作用。一是替代成本较大。个人在短期内要不断实现不同消费产品之间的替代，一般会产生较大的替代成本，这对一般收入群体而言，会是一个较大的负担。二是偏好相对稳定。个人的消费偏好固定不变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成立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短期内，一个人的消费偏好一般变化不大，具有相对稳定性。三是产品的种类和品种相对稳定。在短期内，产品的种类和品种相对变化不大，从而了消费者在不同消费产品之间进行选择和替代的可能性，强化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四是从研究看，为什么截面数据得到的结论会较好符合凯恩斯短期消费函数的特征，这里与截面数据具有明显的短期时间特征是不无关系的。
在长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影响不大。一是在长期内，消费者可对不同消费产品实现有效替代。二是在长期内，人们的消费偏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产生较大变化。在长期内，一个人的生理条件、职业、社会、居住的自然等总会有所变化。不同的条件，必然会为人们提供不同的消费选择菜单。人们选择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适应和改变的过程，在这种人与条件的互动关系中，人自身的消费偏好结构必然会随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三是随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商品的相对效应会更为注重。一般而言，人们基本的生理需求是较容易满足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更加注重消费的相对性，这时人们对来自消费相对效应增加的快乐要大于来自消费绝对效应增加的快乐。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到的富人所进行的“炫耀性消费”，实质反映的就是在收入提高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倾向于增加消费的相对效应。四是在长期内，由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们消费选择的商品种类和品种会越来越丰富，产品更新也会越来越快，这客观增大了人们在不同消费产品之间进行替代的可能性，减弱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的影响。五是从研究看，在长期时间序列的分析中，得到的也是具有稳定平均消费倾向的消费函数形式，亦即没有截距项的线性消费函数，这也说明在长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的影响是有限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的“库兹涅茨反论”，根源就在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对消费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在短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有较大作用，但在长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短期消费函数与长期消费函数一般会呈不同的特征。
由于人固有的“动物”所导致的非，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已故学者明斯基（Hyman Minsky）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将一个金融周期划分为套期融资、投机性融资、庞氏，最终是触发危机的“明斯基时刻”。这种不稳定在股票市场体现的尤为显著，从英国的南海泡沫、荷兰郁金香泡沫、美国1929年泡沫、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2008年次贷危机，都是经典的案例。中国亦不例外，正如美国学者莱因哈特（Carmen M．Reinhart）、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史》一书中所生动呈现的那样，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惊人的相似。面对股市的非，科学家超人牛顿说：“我能算准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
股市背后是社会。中国社会的机会主义情结，必然让中国股市的机会主义特征十分浓烈。中国股市是机会主义的集大成。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情况是群众的机会主义；一种的官员的机会主义。二者合力的结果让中国股市不如赌市。
在一个大家都机会主义浓烈的股市里，要救市，是很难的，风险也极大。股市制度对中国而言，是弊大于利。根子在整个社会缺乏诚信。
第二种策略。或者严格上市条件；或者严格股市买卖条件；或者缩减股市规模。总之，中国若允许存在股市，则必须要在严格下运行。但这可能导致成本高昂。
第三种策略。或者暂停股市。在一定时期内停止股市交易，时间大约十年左右，待各方面条件具备后，再进行交易。
总之，在机会主义浓烈的人文中，发展具有机会主义特征的产业，其运转结果必然是机会主义的平方。比如股市，其运转就具有机会主义平方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取消股市可能更好一些。一个富有诚信的社会，才有健康的股市。从长远看，社会诚信建设是股市建设的基础。
1.[美]维托·坦茨著，王宁等译，与市场：变革中的职能，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第一版。
3.[美]罗纳德·H科斯著，盛洪、陈郁等译，企业、市场与法律，格致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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